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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廉政公署的威信能否免於沉淪長青網文章

2016年0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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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ted by 長青人 on 2016年07月29日 06:35
2016年07月29日 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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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二次大戰之後香港殖民地的那一段歷史,最有標誌性的一步,可以說是於1974設立廉政公署。研究香港歷史的人,一般都會把六七暴動看作是香港戰後社會發展的分水嶺。港英殖民地政府吸收了六七暴動的教訓,了解到香港社會跟以前已經不一樣,因而改變了整個管治香港的策略,加強了香港政府在各個政策範疇的介入,讓香港一般市民可以分享經濟及社會發展的成果,醫療、房屋、教育及社會福利各方面都逐步得到改善。隨着政府職能的擴大,公營部門系統內的操作便有需要有所改善,除了要提升效率,當時普遍存在的貪污問題也不能不予以糾正。再加上香港的經濟在暴動之後起飛,各種涉及商業活動的操作如果要跟現代社會接軌,便必須確立新的準則和提高透明度。


雖然香港警務處在1952年已經成立了反貪污部,但警隊作為當年最主要的也可以說是權力最大的執法部門,內部貪污問題依然十分嚴重。除了早年的「四大華探長」之類的集團性貪污之外,還出現了個別如葛柏、韓德等的「大老虎」,激起市民的憤怒。港英政府也知道單靠警隊,不足以壓抑政府職能膨脹所製造的貪腐空間,更不足以處理因經濟及商業發展所造成的其他腐敗行為,甚至連警隊內部的貪污問題也處理不了。1973年總警司葛柏在接受調查期間外逃,暴露了依賴反貪污部以警察查警察的局限性,引致大批市民集會抗議,最終促成了廉政公署的成立。


成立廉政公署 確立社會廉潔精神

往後雖然經歷不少了風風雨雨,但廉政公署在肅貪倡廉上的貢獻有目共睹。可以這樣說,廉政公署是香港社會戰後從一個難民社會過渡走向現代社會這一個轉折過程中最重要的標誌。廉署的成立及其工作也為香港往後的公共行政及社會經濟體制確立了最重要的操作標準,也為香港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健康發展奠下基礎,影響十分深遠。


在回歸之前,已經有海外學者及研究機構形容香港是全世界最廉潔的城市之一。不少其他國家都曾經派團來到香港,參考香港的做法。有些地方更仿效香港,成立了類似的部門來處理他們各自的貪腐問題。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打貪反腐」差不多是歷屆政府都要高舉的口號,香港的廉政公署也成為國內參考的主要典型。


香港回歸前後,其中最令香港人擔心的,是國內種種不正之風會否影響到香港。市民、政黨、香港政府,以至中央政府都不止一次表示,希望廉政公署繼續有效扮演其原來的角色,捍衛香港來之不易的廉潔環境。


回歸之前,歷任總督特派廉政專員都是在政府及社會上德高望重的人士。他們在任內都能夠逐步建立廉署的聲望,也能夠有效地推動廉政公署的工作。


可惜的是特區政府成立之後,一再任用非人,逐步削弱廉政公署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回歸後,除了第一任廉政專員任關佩英受到廣泛的好評之外,隨後幾名都只能說是不過不失,甚至是乏善足陳。到了羅范椒芬,一度被調查委員會裁定為行為不當,於任職教統局常任秘書長期間干預香港教育學院的學術及言論自由,結果自行辭去廉政專員一職。接任的湯顯明更是毫無建樹,在其任內,廉署更是連番發生醜聞,聲譽及形象都受到嚴重的打擊。湯顯明任滿之後,更被揭發多番涉及違規及濫用職權的行為。


前特首曾蔭權正因為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而受到檢控,前政務司長許仕仁也因為在任內收受利益罪成而鋃鐺入獄,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也受到廉政公署檢討委員會及立法會專責委員會的嚴厲譴責,令人懷疑香港社會的廉潔風氣是否正在逐步敗壞。但公道點說,這些例子正好說明廉政公署仍然致力反貪,公職人員的行為仍然受到十分高的廉潔標準制約。


今年年初,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發表了「2015年廉潔指數」,香港雖然較去年微跌了一位,全球排名仍然居第18的高位,整體評分有75分,甚至比之前一年多了一分。可見今天香港社會最嚴重的問題,可能還不至於是貪腐氾濫。


社會權威陷落 廉署又將如何?

不過,香港廉潔的風氣及社會價值能否繼續維持,其中一個最關鍵的因素,還是要看廉政公署是否仍然能夠繼續有效執行其工作。另一方面,要繼續弘揚香港的廉潔精神,廉政公署的公信力及社會形象也十分重要。本來經歷了湯顯明風波之後,一般市民都希望廉政公署在新的領導人帶領下,可以走出陰影。現任廉政專員白韞六雖然算不上是德高望重、令人眼前一亮的官員,但其形象還算健康正面,上任之後也算是能夠進退有度。


香港社會今天面對的最大問題,除了是社會極度分化,逐步失去了中間點,所有爭議都容易走向兩極之外,另一個更令人憂慮的,是差不多所有既有權威都受到衝擊,社會有逐漸陷於權威真空的危機。這樣的社會,一方面是難以有效管治;第二是難以在具爭議的事務上取得共識,政府也沒有足夠的權威來推動改革,令發展難免陷於停滯;其三,是在傳統權威陷落之後,一旦出現重大事故,社會體制將面臨嚴重的衝擊,甚至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社會對立甚至衝突。香港政府因為體制的缺陷,再加上梁振英作為特首的種種作為,民望已經跌至低點,短期之內難以翻身。一向被視作中立、專業、幹練、有效率的公務員體系,也面對不少壓力。傳媒及政黨,在社會分化的情况下,也各自歸邊、走向兩極,公信力也難免受到削弱。傳統的權力體系,除了司法系統、個別紀律部隊及廉政公署之外,能夠承傳原有管治權威的,已經愈來愈少。特別是在警隊形象江河日下的社會環境下,廉政公署的社會角色便變得更為重要。


李寶蘭離任事件 廉署絕不能蒙混過關

近期廉政公署出現的人事變動,背後的真正原因仍然不清晰。但突然取消署理執行處首長的署任安排,最終導致李寶蘭離任這一件事,廉政公署絕不能蒙混過關,否則必然會把廉政公署最近一兩年才能稍稍恢復的名聲再一次葬送。執行處首長其實才是廉政公署在處理反貪事務上的核心人物,公眾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可以接受的理由,讓她可以在署任一段長時間之後突然被轟走。廉政專員白韞六提出的理由顯得十分笑話,也解釋不到為什麼這會引致其他高層調查人員憤然辭職;如果說對士氣沒有影響,為什麼周年晚會最終也會因為多數職員拒絕出席而不得不取消。


雖然最近幾日,廉政公署已經採取步驟,重新建立其高層的人士部署,但仍然不足以消除公眾的疑慮。執筆之時,得知傳聞說曾經擔任廉政公署執行處助理處長、具有30年廉政調查經驗、在廉署內部德高望重的朱敏健將會回巢擔任執行處高層。這消息如果屬實,相信會有助廉署止血,也可能可以在一段時間之內重新穩定內部的士氣。不過,廉政公署始終都要為取消李寶蘭的署任提供一個公眾可以接受的答案,否則,特首干預廉政公署內部的人士任命及意圖操控調查工作的傳聞,將仍然會令廉署的聲譽蒙上陰影。一日公眾仍然懷疑廉署受到政府最高層甚至是來自北京的干預,廉政公署這個貫穿回歸前後的金漆招牌,仍將難免會與其他傳統權威一樣陷於沉淪。


廉政公署的成立,在殖民地時代是香港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一個里程碑。香港回歸之後,廉政公署能否繼續有效運作、繼續肅貪倡廉、繼續捍衛香港來之不易的廉潔價值不受污染,也是香港能否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的重要指標。因此,無論廉署下一步將會如何處理李寶蘭事件引起的震盪,應該堅持要就這一事件得到一個合理的解釋。唯有這樣,才能令社會各界重拾對廉政公署的信心。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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