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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社會保障是一種「安全網」（safety net）。安全網之大小，直接及間接反映政府對待人民的態度。社會保障制度可以說是政府對國民財富二次分配（又稱「再次分配」，wealth redistribution）的工具之一。在瑞典、丹麥等國家，政府對財富二次分配甚強。在英國、美國等國家，政府對財富二次分配屬於中級。在香港，政府對財富二次分配極弱。
政府對財富二次分配愈弱，財富懸殊愈嚴重。資本主義經濟學者通常採用一個叫做「堅尼系數」（又稱「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來量度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情况。
「0」堅尼系數表示完全平等，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收入；「100」的堅尼系數表示只有一個人擁有所有的收入。堅尼系數在50以上算是很高，愈高的系數，表示收入差距愈大。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的堅尼系數平均大約是30，香港現時約是54，在全球約170多個國家及經濟體系中，香港屬於最高（亦表示最壞）之首11位，全世界只有以下10個國家的收入懸殊比香港更壞：萊索托、博茨瓦納、塞拉利昂、南非、中非共和國、納米比亞、海地、洪都拉斯、贊比亞及危地馬拉。
港府迴避堅尼系數世界排名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常列出香港某方面的世界排名，例如2016年5月31日政府的新聞公報歡迎香港的競爭力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評為全球第一。但是，有關堅尼系數，政府只列出香港的數字，沒有列出香港堅尼系數在世界百多個地方中的排名。這樣令人擔心政府仍然繼續迴避面對香港居民收入懸殊的極壞情况，以及多年來毫無能力或誠意去改善問題。
總的來說，雖然香港是資本主義，但是香港與其他歐美典型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主要是關於本質上的利潤動機（個人奮鬥的精神）和私人財產權利而已，低稅、壟斷性的價格機制及高至54的堅尼系數的收入懸殊，不是歐美典型資本主義的特徵，亦不是歐美典型資本主義與香港的共同特徵。
提供適當社會保障、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令經濟利益均沾，似乎可以促進社會和諧。有人認為，不管有沒有民主普選，提供適當社會保障及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是每一個有責任感政府都應該做的工作。根據以上數字，以典型資本主義的水平，香港的綜援支出極低，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的力度極低，收入懸殊的惡劣情况，遠離歐美典型資本主義國家。
回歸後稅收政策偏向富人
回歸後的香港，民主成分比回歸前要多。有人說，政府由過去主要關心少數富人，轉變為開始關注大多數人；推動普選產生的第一個直接反應，就是政府稅收政策的變化，開始讓富人多交稅來討好普羅大眾，社會福利愈來愈好。根據這分析，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政府改變稅制來討好普羅大眾，與香港原本低稅資本主義，水火不容，是香港現在面臨的「最深層次問題」，回歸多年，「長期困擾」，多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見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教授在2015年12月號《紫荊》雜誌發表之〈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表面上，這種說法似乎有道理，我們看到香港財政司長幾乎每年在財政預算案之前，在各大媒體公開向社會大眾徵求意見，似乎是用他的方法去看看人們對公眾財政的訴求，似乎想表達財政司長關心社會人士的看法。以我經驗，傳統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對「公開諮詢大眾財政政策」通常有保留的，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知道，公開諮詢的實際意義不大，如果群眾要求一律減稅，領導人不會接受；又如果群眾要求政府將每年度的財政盈餘派給群眾，領導人亦不會接受。
所以，最重要的是看看實際情况，參考數據，從事實找出真相。我的觀察及結論與王振民教授不同，我看到回歸後的香港稅收政策，不但沒有減低反而增加對少數富人的關心，例如在曾蔭權時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取消遺產稅，目的明顯是去討好富人。取消遺產稅令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更加嚴重脫離典型資本主義，這亦是令香港的財富懸殊問題比所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更壞的原因之一。
由於低稅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的特徵，就算人們對福利社會或社會保障有追求，亦不會與資本主義產生矛盾。因此，我的結論是，所謂「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的矛盾」並不存在；又如果香港有「最深層次問題」，這個「最深層次問題」不是「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的矛盾」。
（作者按：文章純屬個人意見）
（如何解決香港最深層次問題．五之四）
（kamlamhk@hotmail.com）
作者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香港高等法院律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政府對財富二次分配愈弱，財富懸殊愈嚴重。資本主義經濟學者通常採用一個叫做「堅尼系數」（又稱「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來量度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情况。
「0」堅尼系數表示完全平等，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收入；「100」的堅尼系數表示只有一個人擁有所有的收入。堅尼系數在50以上算是很高，愈高的系數，表示收入差距愈大。傳統資本主義國家的堅尼系數平均大約是30，香港現時約是54，在全球約170多個國家及經濟體系中，香港屬於最高（亦表示最壞）之首11位，全世界只有以下10個國家的收入懸殊比香港更壞：萊索托、博茨瓦納、塞拉利昂、南非、中非共和國、納米比亞、海地、洪都拉斯、贊比亞及危地馬拉。
港府迴避堅尼系數世界排名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常列出香港某方面的世界排名，例如2016年5月31日政府的新聞公報歡迎香港的競爭力被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評為全球第一。但是，有關堅尼系數，政府只列出香港的數字，沒有列出香港堅尼系數在世界百多個地方中的排名。這樣令人擔心政府仍然繼續迴避面對香港居民收入懸殊的極壞情况，以及多年來毫無能力或誠意去改善問題。
總的來說，雖然香港是資本主義，但是香港與其他歐美典型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主要是關於本質上的利潤動機（個人奮鬥的精神）和私人財產權利而已，低稅、壟斷性的價格機制及高至54的堅尼系數的收入懸殊，不是歐美典型資本主義的特徵，亦不是歐美典型資本主義與香港的共同特徵。
提供適當社會保障、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令經濟利益均沾，似乎可以促進社會和諧。有人認為，不管有沒有民主普選，提供適當社會保障及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是每一個有責任感政府都應該做的工作。根據以上數字，以典型資本主義的水平，香港的綜援支出極低，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的力度極低，收入懸殊的惡劣情况，遠離歐美典型資本主義國家。
回歸後稅收政策偏向富人
回歸後的香港，民主成分比回歸前要多。有人說，政府由過去主要關心少數富人，轉變為開始關注大多數人；推動普選產生的第一個直接反應，就是政府稅收政策的變化，開始讓富人多交稅來討好普羅大眾，社會福利愈來愈好。根據這分析，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政府改變稅制來討好普羅大眾，與香港原本低稅資本主義，水火不容，是香港現在面臨的「最深層次問題」，回歸多年，「長期困擾」，多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見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教授在2015年12月號《紫荊》雜誌發表之〈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表面上，這種說法似乎有道理，我們看到香港財政司長幾乎每年在財政預算案之前，在各大媒體公開向社會大眾徵求意見，似乎是用他的方法去看看人們對公眾財政的訴求，似乎想表達財政司長關心社會人士的看法。以我經驗，傳統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對「公開諮詢大眾財政政策」通常有保留的，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知道，公開諮詢的實際意義不大，如果群眾要求一律減稅，領導人不會接受；又如果群眾要求政府將每年度的財政盈餘派給群眾，領導人亦不會接受。
所以，最重要的是看看實際情况，參考數據，從事實找出真相。我的觀察及結論與王振民教授不同，我看到回歸後的香港稅收政策，不但沒有減低反而增加對少數富人的關心，例如在曾蔭權時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取消遺產稅，目的明顯是去討好富人。取消遺產稅令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更加嚴重脫離典型資本主義，這亦是令香港的財富懸殊問題比所有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更壞的原因之一。
由於低稅不是典型資本主義的特徵，就算人們對福利社會或社會保障有追求，亦不會與資本主義產生矛盾。因此，我的結論是，所謂「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的矛盾」並不存在；又如果香港有「最深層次問題」，這個「最深層次問題」不是「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的矛盾」。
（作者按：文章純屬個人意見）
（如何解決香港最深層次問題．五之四）
（kamlamhk@hotmail.com）
作者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香港高等法院律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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