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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立法會選戰即將開打，年輕人不再被視為「被利用的政治棋子」，政治舞台的聚光燈，更是漸漸聚焦到新生代身上。
但回看歷史脈絡，社會接受年輕人參與政治只是近年的事。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說，由港英時代到回歸後十多年，年輕人一直被定型為不懂政治。
就算九七後有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示威，政治舞台上，年輕人一直是配角，其政治主體模糊。
直到二○一二年，十六歲的黃之鋒牽起反國教浪潮，「青少年少不更事」的定型才正式打破，打開年輕人參政的空間，「由配角變成主角」。
上期《六六乍現本土論述五十年後仍存困局》，我們與張教授談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今期，我們由青少年的政治主體意識談起，講青少年如何走出自一九六六年定下來的「少不更事」的刻板定型，成為社會運動的新生力量。其中，八十年代的兩次小型騷亂，以及二○一二年的反國教事件，值得留意。
張教授說，一九六六年騷亂後，社會的主流論述都認為青少年不懂政治，沒有清晰政治訴求，矮化其政治自主意識。政府亦以文娛競技活動「維穩」，消耗青少年的剩餘精力。惟一九八一年及一九八四年的兩次青少年騷亂，反映青少年即使在「後政治」箝制下，政治意識仍隱約可見。
一九八一及一九八四年發生什麼事？
一九八一年的聖誕節，中環的聖誕燈飾佈置引來萬人空巷。惟當時政府未有像今天般派警員控制秩序，人車爭路，有私家車撞傷途人後不顧而去，觸發騷亂。滋事分子毁壞汽車、擲物、縱火、甚至伸手非禮車上女乘客，搶去其首飾，跳上車頂，大跳當時受電影《油脂》（Grease）影響，而大行其道的的士高（Disco）舞，並挑釁警察。騷動短短數小時後平息，直到除夕夜再次發生騷亂，有年輕人挑釁、襲擊白人，旁人吶喊助威，惟兩小時後即被警方清場，兩次騷亂的被捕及受傷人數不多。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時任運輸司施恪向立法局提出大幅增加的士首次登記稅及牌費，引來翌日全港的士罷駛抗議，並於十三日發生騷亂，惟騷亂觸發點已不可考。滋事分子反轉汽車、破壞公物、包圍油麻地警署，彌敦道的金舖及電器舖被搶掠一空，騷亂由晚上九點開始，到翌日清晨時分便被警方鎮壓，拘捕約一百七十人。
兩次騷亂有什麼看不見的政治意味？
張教授說，參與騷亂的年輕人，當然不少是為了追求刺激，但看似只是尋求玩樂、刺激的背後，細心看，仍有政治意味，就是反資本主義及反殖民主義。他形容為「後政治式統治下的後政治式騷亂」，是淡化了政治意識的抗爭，青少年的政治意識雖然模糊，但並非完全不存在。
雙十暴動及六七暴動後，左右派勢力在港皆大勢已去，「冷戰後，意識形態的敵對結構已消失，資本主義大勝，在此生活的華人或香港人，對資本主義的不滿難以向外投射，只能繼續在資本主義世界發泄」。張教授認為，滋事分子破壞汽車是仇富行為，反映對資本主義的不滿，而搶掠店舖，亦是反抗資本主義下的財富分配方式。
其中，一九八一騷亂除了反資本主義，反殖意味更大。有年輕人被傳媒問及為何參與騷亂，答道：「鬼佬都蝦得我哋耐喇，中國人要惡番一吓！」張教授認為，就算受訪者是以民族主義為開脫，合理化暴力行為，骨子裏也是對外國人不滿。「當時有個說法，是新年『一年一度打鬼節』，約於八、九十年代前後出現，白人在香港的歷史背景下，代表殖民主義者。『打鬼佬』是粗糙的民族主義，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或訴求，看起來像是純粹泄憤，其實是對殖民主義的不滿。」這種不滿，隱藏在日常生活中。有年輕人在訪問中以「暴戾教育」形容學校教育，因「一定要講英文」。而英語教學，正是港英殖民統治的政策。
青少年政治主體為何隱沒？
除了港英政府的後政治統治、「少不更事」的主流論述，青少年亦欠缺論述能力，說不出明確的政治訴求，加上港英政府有意淡化事件，維持「安定繁榮」的形象，更是隱沒了青少年的政治主體意識。
八十年代，港英政府開始與中共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張教授認為，港督麥理浩的耕耘，於八十年代步入收成期，香港的「繁榮安定」，成為英政府獲取香港九七後主權的政治籌碼。因此，港英政府盡力淡化兩次事件，以免動搖善治管理者的形象。
為保繁榮形象 政府不承認騷亂
張教授說，一九八一年的騷亂，傳媒報道中環有萬人聚集，輿論都將事件稱為騷亂，惟政府並不承認。「因為當時殖民政府要製造繁榮安定、歌舞昇平的氣氛，官方的說法不承認這是騷動，更別說是暴亂，只是說是年輕人做了些不負責的行為，甚至有人理解為青少年醉酒鬧事。有官員為了不讓這件事令人覺得香港有亂子，更說比起外國，香港的情况只屬輕微，後來甚至說只是『零星不愉快事件』，以免削弱與內地討價還價的籌碼。香港不止不能亂，更是要繁榮安定。」
至於一九八四年的騷亂，港英政府也淡化事件。當年成為騷亂觸發點的的士牌費法案，被立法局多名議員緊急調動議程，迅速否決。署理港督夏鼎基（當時港督麥理浩身在外地）非但沒有責難，更讚揚是「政制勝利」。「因為香港不能亂，因此政府將亂子講成是功勞，歌頌諮詢民主制度（立法局），以突顯港英政府治下有民主色彩的制度，而這是內地沒有的。」
此外，傳媒的報道方式，亦局限了社會對這兩次騷亂的理解。當時傳媒以一九六六年蘇守忠事件作為對照，報道騷亂，「傳媒仍維持一九六六年起對青少年的刻板定型，就是大批青少年乘機搗亂。他們沒有政治意識，沒有判斷力，只是製造混亂，完全否定了青少年的主體性」。以一九八一年的騷亂為例，傳媒大篇幅描述與事者的衣著，突顯其「油脂飛」形象。
換了政府，年輕人的政治意識有何變化？
九七前的港英政府以「後政治」統治，箝制青少年的政治意識，惟就算回歸後，「少年人少不更事」的刻板定型依舊是社會的主流論調，青少年的政治主體仍是模糊不清。不過，青少年關心居住地的政治意識愈來愈強。「若說八十年代的青少年是處於倒數的狀態，只談當下的時間，活在『借來的地方』，現在的年輕人會思考：我們的未來要怎樣？」
二○○六年，香港有舊中環天星碼頭保育示威、二○○七年有皇后碼頭保育示威，二○一○年有反高鐵包圍立法會示威。但張教授說，這幾次示威都有專業人士（成人）參與，而青少年核心成員的年紀不及反國教時的黃之鋒（十六歲）年輕，未足以撼動過往的刻板印象。直至二○一二年，十六歲的中學生黃之鋒抗議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科，連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年輕人的政治主體，「黃之鋒的歲數，是整場運動的亮點」。
黃之鋒如何打開年輕人從政空間？
當然，青少年的政治主體由隱而顯，甚至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能量，過程非單憑黃之鋒一人便一蹴而就。黃之鋒當年的政治能量，背後有不少條件。首先，回歸後的悲情氛圍成為政治動員的巨大力量。回歸後，香港迎來金融風暴，加上二○○三年SARS爆發，「港人失去經濟發展帶來的自信，陷入悲情狀態，九七後的大型示威都由悲情推動，而學民思潮在絕境中的烈士式絕食，悲情動員的能量極大」。
張教授說，當時不少政治團體都對國民教育議題舉棋不定，只有學民思潮「死戰」到最後，「他們以絕食抗議，整件事立即由谷底反彈，整個社會的成人都覺得愧對這群年輕人，那種道德責問感，令成人都跳出來支持他們，不能讓年輕人孤軍作戰。若當時政府還否定這班年輕人，已說不過去」。
他認為，整場運動中，黃之鋒的年紀是亮點。「他有超乎其歲數的成熟表現，包括演說能力及領導能力，而運動最終成功，政府真的撤回（國教科），一改過去三、四十年的青少年定型。」當時的教育局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在政府總部見記者，被問及是否覺得黃之鋒等學生被利用，回應道：「我不覺得他們是政治籌碼或選舉中的棋子，因為他們開始討論時已清楚說明怕洗腦，我認同這一點，香港每個人也怕洗腦，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是工具。」又自言尊重學生立場，認為他們十分能幹，令運動成功。
張教授說，這是政府首次肯定青少年的政治主體意識，加上日後雨傘運動等政治運動，打開了年輕人參與政治的空間：「官方對青少年參與政治活動，不敢再以過去的論述否定。就連被挑戰的政權都發現，不能再以以往少不更事的說法來否定他們，不能再將他們視為有剩餘精力的個體，而是有清晰頭腦及政治意識的主體。」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資料圖片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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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看歷史脈絡，社會接受年輕人參與政治只是近年的事。
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說，由港英時代到回歸後十多年，年輕人一直被定型為不懂政治。
就算九七後有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示威，政治舞台上，年輕人一直是配角，其政治主體模糊。
直到二○一二年，十六歲的黃之鋒牽起反國教浪潮，「青少年少不更事」的定型才正式打破，打開年輕人參政的空間，「由配角變成主角」。
上期《六六乍現本土論述五十年後仍存困局》，我們與張教授談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今期，我們由青少年的政治主體意識談起，講青少年如何走出自一九六六年定下來的「少不更事」的刻板定型，成為社會運動的新生力量。其中，八十年代的兩次小型騷亂，以及二○一二年的反國教事件，值得留意。
張教授說，一九六六年騷亂後，社會的主流論述都認為青少年不懂政治，沒有清晰政治訴求，矮化其政治自主意識。政府亦以文娛競技活動「維穩」，消耗青少年的剩餘精力。惟一九八一年及一九八四年的兩次青少年騷亂，反映青少年即使在「後政治」箝制下，政治意識仍隱約可見。
一九八一及一九八四年發生什麼事？
一九八一年的聖誕節，中環的聖誕燈飾佈置引來萬人空巷。惟當時政府未有像今天般派警員控制秩序，人車爭路，有私家車撞傷途人後不顧而去，觸發騷亂。滋事分子毁壞汽車、擲物、縱火、甚至伸手非禮車上女乘客，搶去其首飾，跳上車頂，大跳當時受電影《油脂》（Grease）影響，而大行其道的的士高（Disco）舞，並挑釁警察。騷動短短數小時後平息，直到除夕夜再次發生騷亂，有年輕人挑釁、襲擊白人，旁人吶喊助威，惟兩小時後即被警方清場，兩次騷亂的被捕及受傷人數不多。
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時任運輸司施恪向立法局提出大幅增加的士首次登記稅及牌費，引來翌日全港的士罷駛抗議，並於十三日發生騷亂，惟騷亂觸發點已不可考。滋事分子反轉汽車、破壞公物、包圍油麻地警署，彌敦道的金舖及電器舖被搶掠一空，騷亂由晚上九點開始，到翌日清晨時分便被警方鎮壓，拘捕約一百七十人。
兩次騷亂有什麼看不見的政治意味？
張教授說，參與騷亂的年輕人，當然不少是為了追求刺激，但看似只是尋求玩樂、刺激的背後，細心看，仍有政治意味，就是反資本主義及反殖民主義。他形容為「後政治式統治下的後政治式騷亂」，是淡化了政治意識的抗爭，青少年的政治意識雖然模糊，但並非完全不存在。
雙十暴動及六七暴動後，左右派勢力在港皆大勢已去，「冷戰後，意識形態的敵對結構已消失，資本主義大勝，在此生活的華人或香港人，對資本主義的不滿難以向外投射，只能繼續在資本主義世界發泄」。張教授認為，滋事分子破壞汽車是仇富行為，反映對資本主義的不滿，而搶掠店舖，亦是反抗資本主義下的財富分配方式。
其中，一九八一騷亂除了反資本主義，反殖意味更大。有年輕人被傳媒問及為何參與騷亂，答道：「鬼佬都蝦得我哋耐喇，中國人要惡番一吓！」張教授認為，就算受訪者是以民族主義為開脫，合理化暴力行為，骨子裏也是對外國人不滿。「當時有個說法，是新年『一年一度打鬼節』，約於八、九十年代前後出現，白人在香港的歷史背景下，代表殖民主義者。『打鬼佬』是粗糙的民族主義，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或訴求，看起來像是純粹泄憤，其實是對殖民主義的不滿。」這種不滿，隱藏在日常生活中。有年輕人在訪問中以「暴戾教育」形容學校教育，因「一定要講英文」。而英語教學，正是港英殖民統治的政策。
青少年政治主體為何隱沒？
除了港英政府的後政治統治、「少不更事」的主流論述，青少年亦欠缺論述能力，說不出明確的政治訴求，加上港英政府有意淡化事件，維持「安定繁榮」的形象，更是隱沒了青少年的政治主體意識。
八十年代，港英政府開始與中共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張教授認為，港督麥理浩的耕耘，於八十年代步入收成期，香港的「繁榮安定」，成為英政府獲取香港九七後主權的政治籌碼。因此，港英政府盡力淡化兩次事件，以免動搖善治管理者的形象。
為保繁榮形象 政府不承認騷亂
張教授說，一九八一年的騷亂，傳媒報道中環有萬人聚集，輿論都將事件稱為騷亂，惟政府並不承認。「因為當時殖民政府要製造繁榮安定、歌舞昇平的氣氛，官方的說法不承認這是騷動，更別說是暴亂，只是說是年輕人做了些不負責的行為，甚至有人理解為青少年醉酒鬧事。有官員為了不讓這件事令人覺得香港有亂子，更說比起外國，香港的情况只屬輕微，後來甚至說只是『零星不愉快事件』，以免削弱與內地討價還價的籌碼。香港不止不能亂，更是要繁榮安定。」
至於一九八四年的騷亂，港英政府也淡化事件。當年成為騷亂觸發點的的士牌費法案，被立法局多名議員緊急調動議程，迅速否決。署理港督夏鼎基（當時港督麥理浩身在外地）非但沒有責難，更讚揚是「政制勝利」。「因為香港不能亂，因此政府將亂子講成是功勞，歌頌諮詢民主制度（立法局），以突顯港英政府治下有民主色彩的制度，而這是內地沒有的。」
此外，傳媒的報道方式，亦局限了社會對這兩次騷亂的理解。當時傳媒以一九六六年蘇守忠事件作為對照，報道騷亂，「傳媒仍維持一九六六年起對青少年的刻板定型，就是大批青少年乘機搗亂。他們沒有政治意識，沒有判斷力，只是製造混亂，完全否定了青少年的主體性」。以一九八一年的騷亂為例，傳媒大篇幅描述與事者的衣著，突顯其「油脂飛」形象。
換了政府，年輕人的政治意識有何變化？
九七前的港英政府以「後政治」統治，箝制青少年的政治意識，惟就算回歸後，「少年人少不更事」的刻板定型依舊是社會的主流論調，青少年的政治主體仍是模糊不清。不過，青少年關心居住地的政治意識愈來愈強。「若說八十年代的青少年是處於倒數的狀態，只談當下的時間，活在『借來的地方』，現在的年輕人會思考：我們的未來要怎樣？」
二○○六年，香港有舊中環天星碼頭保育示威、二○○七年有皇后碼頭保育示威，二○一○年有反高鐵包圍立法會示威。但張教授說，這幾次示威都有專業人士（成人）參與，而青少年核心成員的年紀不及反國教時的黃之鋒（十六歲）年輕，未足以撼動過往的刻板印象。直至二○一二年，十六歲的中學生黃之鋒抗議政府推動國民教育科，連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年輕人的政治主體，「黃之鋒的歲數，是整場運動的亮點」。
黃之鋒如何打開年輕人從政空間？
當然，青少年的政治主體由隱而顯，甚至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能量，過程非單憑黃之鋒一人便一蹴而就。黃之鋒當年的政治能量，背後有不少條件。首先，回歸後的悲情氛圍成為政治動員的巨大力量。回歸後，香港迎來金融風暴，加上二○○三年SARS爆發，「港人失去經濟發展帶來的自信，陷入悲情狀態，九七後的大型示威都由悲情推動，而學民思潮在絕境中的烈士式絕食，悲情動員的能量極大」。
張教授說，當時不少政治團體都對國民教育議題舉棋不定，只有學民思潮「死戰」到最後，「他們以絕食抗議，整件事立即由谷底反彈，整個社會的成人都覺得愧對這群年輕人，那種道德責問感，令成人都跳出來支持他們，不能讓年輕人孤軍作戰。若當時政府還否定這班年輕人，已說不過去」。
他認為，整場運動中，黃之鋒的年紀是亮點。「他有超乎其歲數的成熟表現，包括演說能力及領導能力，而運動最終成功，政府真的撤回（國教科），一改過去三、四十年的青少年定型。」當時的教育局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在政府總部見記者，被問及是否覺得黃之鋒等學生被利用，回應道：「我不覺得他們是政治籌碼或選舉中的棋子，因為他們開始討論時已清楚說明怕洗腦，我認同這一點，香港每個人也怕洗腦，所以我不認為他們是工具。」又自言尊重學生立場，認為他們十分能幹，令運動成功。
張教授說，這是政府首次肯定青少年的政治主體意識，加上日後雨傘運動等政治運動，打開了年輕人參與政治的空間：「官方對青少年參與政治活動，不敢再以過去的論述否定。就連被挑戰的政權都發現，不能再以以往少不更事的說法來否定他們，不能再將他們視為有剩餘精力的個體，而是有清晰頭腦及政治意識的主體。」
文：黃熙麗
圖：黃熙麗、資料圖片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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