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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銅鑼灣書店事件的爆發源於書店經營者李波於去年年底在港失蹤之時，至今已超過7個多月。但事件仍然受到廣泛的注視，有關發展仍然具有新聞性，足以顯示出事件擁有頗為深厚的新聞耐力。所謂新聞耐力，是指新聞能持續引起傳媒關注和聚焦的時間長短。這個概念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顯得特別有意義。現代社會傳媒發達，消息流通迅速，信息周期變得異常短促，無論是新聞工作者或是新聞的消費者都有應接不暇的慨嘆。不過，慨嘆還慨嘆，香港的傳媒為了競爭，仍然不斷追求新異的資訊，避免任何有可能引發信息疲勞的議題。這次銅鑼灣書店事件的幾名主角只屬普通的港人，但其新聞的持續力卻甚為可觀，可算是短暫新聞中的反例。我們可以從這個案例中考察一下影響新聞耐力的因素，以至它們如何起作用。
未解的重要事情
新聞的重要性是決定新聞耐力的第一個因素。銅鑼灣書店事件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大陸人員有否進入港境執法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跨境執法是違反《基本法》、是對香港法治的破壞、是對港人自由的威脅。一個李波的案例就意味着香港整體的未來，對香港而言帶有結構性的含義，是以視一國兩制中「高度自治」為命的港人，不管事態如何演變，對中國大陸有否跨境執法的問題一直盯住不放。
重要的新聞也不會無休止的發展下去，會隨着事情的解決而告終。雖然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已超過大半年，事情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有纏繞不清的趨向。中國大陸初時以失蹤者是「自願」回去協助調查作為解謎的辦法；不過失蹤者一直在大陸有關方面監控之下，「自願」一說一方面有違常理，又沒有旁證，是以難以取信於香港公眾。反而，北京《環球時報》在社論中號稱各國皆有「強力部門」繞過法律辦事的事實，似乎暗示這次銅鑼灣書店失蹤事件也可以同樣視之，不足為奇。後來另一失蹤者林榮基店長避開監控在香港站出來，除了透露他在大陸被拘留的惡劣情况外，還公開說他從李波處獲悉他是「被失蹤」的。林榮基的出現強化了跨境執法的問題，而中央政府到了今天對有否跨境執法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完全說不上問題的解決。未解決的問題就有潛在的新聞性，六四事件如此，銅鑼灣書店事件亦如是。
事件牽動的社會連鎖反應
愈是靜態孤立的事件，其新聞耐力愈低，因為靜止孤立的狀態出不了新聞，同時也不能觸及社會各方力量，引起大眾的共鳴和反應。中國政府在爆出李波失蹤的消息後，自是採取各種大事化小的手段，希望事情可以一下子就過去。不過，有關問題卻觸及好一些好像民陣、大律師公會、泛民政團、壓力團體等民間團體所關注的範圍，他們乃各自表達意見，互相支援，或是組織起來遊行抗議。這些舉措都有利於擴大社會對事件的關注和增強事件的新聞耐力。林榮基也坦承大眾的遊行抗議對他最終決定冒着個人風險把他的經歷公開化起着關鍵的激勵作用，而他的公開化行動本身又為後來的七一遊行增添了號召力，從而強化維護香港利益的社會構成。由此可見，因事件而引發的社會動態愈多、牽涉面愈廣，事件的新聞耐力愈高。核心問題一日不得解決，新聞界自是難言收手。
在社會互動中，有關團體和中港兩地政府的策略和態度也會影響到事件是否步向解決的方向，或是加強糾結，從而提高事件的新聞性。規避、轉移視線、以權代理可以說是中國政府的主要策略。他們往往不直接回應跨境執法的質詢，反而是以「自願失蹤論」、「強力部門必要論」、「賣禁書非法論」、「井水不犯河水論」等等論點回應。到了後來，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還把香港社會對中央破壞一國兩制的指控轉向林榮基個人，認為他在大陸推售禁書，是他破壞一國兩制在先。這種把國家行為與個別小市民的行為對比，上升到破壞一國兩制的高度，除了讓人驚奇外，更引來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指出，中央只容高官對香港說三道四而不准港人對中國批評，是犯了雙重標準的邏輯謬誤。本來應是以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為依歸的特區政府在互動中也顯示出被動膽小的態度。資深傳媒工作者程翔就曾點出政府律政官員被京官忽悠的情况，使人無法對特區政府保護香港的權益的承擔寄以厚望，反而更認同傳媒和輿論領袖的監督力量。銅鑼灣書店事件的新聞耐力得以發揮，也關乎香港的新聞自由度，這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不少傳媒已為中國大陸所籠絡，自我檢查也日趨嚴重，但是在一些牽涉重大本土利益的問題上，傳媒對自己的獨立性還是多一點尊重的，不敢太脫離香港受眾的利益。同時，香港仍然有一些輿論領袖願意提高警惕，以其金睛火眼分析事態，為大眾發言，使銅鑼灣書店事件的新聞性得以延續。
結語
影響新聞耐力的因素有多種，它們不是單獨起作用的，而是彼此互動的結果。其中一個要害是問題有否得到解決。李波「被失蹤」後不久我在本欄已說過，如果中央政府還不快速就事件善後，「負面的政治效應將會不斷出現，影響至為深遠」。到目前為止，中央政府好像沒有什麼解決的舉措。規避、拖拉、淡化、強詞奪理等策略大概無法掏空銅鑼灣書店事件新聞的耐力。如果中央還是要贏取港人的信心的話，直面現實，並保證以後不會再犯才是讓新聞安息之道。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
未解的重要事情
新聞的重要性是決定新聞耐力的第一個因素。銅鑼灣書店事件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大陸人員有否進入港境執法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跨境執法是違反《基本法》、是對香港法治的破壞、是對港人自由的威脅。一個李波的案例就意味着香港整體的未來，對香港而言帶有結構性的含義，是以視一國兩制中「高度自治」為命的港人，不管事態如何演變，對中國大陸有否跨境執法的問題一直盯住不放。
重要的新聞也不會無休止的發展下去，會隨着事情的解決而告終。雖然銅鑼灣書店事件發生已超過大半年，事情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有纏繞不清的趨向。中國大陸初時以失蹤者是「自願」回去協助調查作為解謎的辦法；不過失蹤者一直在大陸有關方面監控之下，「自願」一說一方面有違常理，又沒有旁證，是以難以取信於香港公眾。反而，北京《環球時報》在社論中號稱各國皆有「強力部門」繞過法律辦事的事實，似乎暗示這次銅鑼灣書店失蹤事件也可以同樣視之，不足為奇。後來另一失蹤者林榮基店長避開監控在香港站出來，除了透露他在大陸被拘留的惡劣情况外，還公開說他從李波處獲悉他是「被失蹤」的。林榮基的出現強化了跨境執法的問題，而中央政府到了今天對有否跨境執法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完全說不上問題的解決。未解決的問題就有潛在的新聞性，六四事件如此，銅鑼灣書店事件亦如是。
事件牽動的社會連鎖反應
愈是靜態孤立的事件，其新聞耐力愈低，因為靜止孤立的狀態出不了新聞，同時也不能觸及社會各方力量，引起大眾的共鳴和反應。中國政府在爆出李波失蹤的消息後，自是採取各種大事化小的手段，希望事情可以一下子就過去。不過，有關問題卻觸及好一些好像民陣、大律師公會、泛民政團、壓力團體等民間團體所關注的範圍，他們乃各自表達意見，互相支援，或是組織起來遊行抗議。這些舉措都有利於擴大社會對事件的關注和增強事件的新聞耐力。林榮基也坦承大眾的遊行抗議對他最終決定冒着個人風險把他的經歷公開化起着關鍵的激勵作用，而他的公開化行動本身又為後來的七一遊行增添了號召力，從而強化維護香港利益的社會構成。由此可見，因事件而引發的社會動態愈多、牽涉面愈廣，事件的新聞耐力愈高。核心問題一日不得解決，新聞界自是難言收手。
在社會互動中，有關團體和中港兩地政府的策略和態度也會影響到事件是否步向解決的方向，或是加強糾結，從而提高事件的新聞性。規避、轉移視線、以權代理可以說是中國政府的主要策略。他們往往不直接回應跨境執法的質詢，反而是以「自願失蹤論」、「強力部門必要論」、「賣禁書非法論」、「井水不犯河水論」等等論點回應。到了後來，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還把香港社會對中央破壞一國兩制的指控轉向林榮基個人，認為他在大陸推售禁書，是他破壞一國兩制在先。這種把國家行為與個別小市民的行為對比，上升到破壞一國兩制的高度，除了讓人驚奇外，更引來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指出，中央只容高官對香港說三道四而不准港人對中國批評，是犯了雙重標準的邏輯謬誤。本來應是以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為依歸的特區政府在互動中也顯示出被動膽小的態度。資深傳媒工作者程翔就曾點出政府律政官員被京官忽悠的情况，使人無法對特區政府保護香港的權益的承擔寄以厚望，反而更認同傳媒和輿論領袖的監督力量。銅鑼灣書店事件的新聞耐力得以發揮，也關乎香港的新聞自由度，這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不少傳媒已為中國大陸所籠絡，自我檢查也日趨嚴重，但是在一些牽涉重大本土利益的問題上，傳媒對自己的獨立性還是多一點尊重的，不敢太脫離香港受眾的利益。同時，香港仍然有一些輿論領袖願意提高警惕，以其金睛火眼分析事態，為大眾發言，使銅鑼灣書店事件的新聞性得以延續。
結語
影響新聞耐力的因素有多種，它們不是單獨起作用的，而是彼此互動的結果。其中一個要害是問題有否得到解決。李波「被失蹤」後不久我在本欄已說過，如果中央政府還不快速就事件善後，「負面的政治效應將會不斷出現，影響至為深遠」。到目前為止，中央政府好像沒有什麼解決的舉措。規避、拖拉、淡化、強詞奪理等策略大概無法掏空銅鑼灣書店事件新聞的耐力。如果中央還是要贏取港人的信心的話，直面現實，並保證以後不會再犯才是讓新聞安息之道。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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