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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在典型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年政府的總收入與總支出是財政政策（fiscal policy）主要的一環。當總收入比總支出高，政府便有盈餘（surplus），因為政府在經濟體系中抽取的比付出的多，經濟體系通常會收縮，這種便叫做收縮財政政策。相反，當總收入比總支出低，政府便有赤字（deficit），因為政府在經濟體系中付出的比抽取的多，經濟體系通常會膨脹，這種便叫做膨脹財政政策。另外，當總收入與總支出相等，就是收支平衡，經濟體系通常不會特別收縮也不會特別膨脹，這種便叫做中性財政政策。香港有別於其他典型資本主義體系，甚少公開討論每年的財政政策是否收縮、膨脹或是中性。
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是英國的凱恩斯（J. M. Keynes）。他主張使用財政政策為主要工具，去調節整體社會需求，在適當時候調整經濟，例如在經濟低迷時採用膨脹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增加社會總需求，刺激投資意慾，增加就業機會；在經濟過熱時採用收縮財政政策去冷卻經濟，減低社會總需求，冷卻投資意慾，減低工資上升過高。有人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策略有助經濟平穩增長，長遠來看，平穩發展可以減低及減少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是拯救資本主義進入崩潰的大恩人。美國前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曾經說：我們全是凱恩斯主義的信徒（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
除了財政政策，典型資本主義國家亦使用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控制貨幣的供應量或控制貨幣的價格——即利率。
香港人喜歡取笑某些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是「萬稅（萬歲）之國」，但是，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國民關心的，不單止是他們交給政府多少稅，亦關心政府提供多少社會保障。這也是典型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經常研究課題之一。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無論稅收或社會保障，多與少是相對的，還需要數字去量化，才會有科學化的分析。
香港綜援支出極低
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家通常會研究及統計，全年的國民總收入中，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的比例有幾多（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as a percentage of GDP）。
香港統計處似乎沒有明確列出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佔全年本地總收入的比例。我們看到2015年9月《香港統計月刊》顯示，近10年來，香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支出每年不足210億港元。以香港本地總收入每年平均約2萬億港元來計算，全年的本地總收入中，香港政府在綜援的支出所佔的比例，每年大約是1%。如果「總社會保障」等於綜援加上公共福利金， 香港政府總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本地總收入的比例，平均每年亦不足3%（當然不同數據及量度標準會產生不同的比例數字）。有人認為，社會保障是一種比綜援更大範疇的支出，應該包括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政府支出，所以統計處沒有明確列出一個可以與國際社會相比的社會保障比例，令人失望。不過，如果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又將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政府支出加入社會保障支出的總數字，我們以下的結論大致上不會改變。
連年盈餘不算是收支平衡
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及美國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的比例大約是20%，表示從以上比例來看，香港政府給予居民的綜援，與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及美國的社會保障相比，微不足道。另外，與其他資本主義混合社會主義國家例如瑞典、丹麥、奧地利的30%左右的社會保障相比，感覺是天與地。
港府收入遠超支出
多年來，香港的實際情况成功地實踐了《基本法》「避免赤字」的要求，但與基本法「力求收支平衡」的要求，有些少不相稱，甚至可以說沒有真正的「收支平衡」。因為財政收支通常只有以下3種情况：第一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5300元，便會出現600元赤字；第二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4100元，便會出現600元盈餘；第三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4700元，收入與支出平衡（balance），沒有赤字，也沒有盈餘。回歸19年，香港政府似乎將第二種情况（盈餘）混亂成第三種情况（收支平衡）。
最近5年的數字顯示，香港政府平均每年超過6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2010/11年751億，2011/12年737億，2012/13年648億，2013/14年218億，2014/15年728億；屬於以上例子的第二種情况，單位以億港元計算而已），表示香港政府的總收入超越總支出平均每年600億港元以上，大約是綜援的3倍。
換句話說，假設近5年政府將綜援支出每年由200億港元增加至800億港元，其他情况不變，毋須改變任何制度之下，亦可以達到收支平衡。所以，不用加稅，香港政府有能力將綜援支出提升3倍。這種提升，完全不會影響香港的所謂資本主義制度。
另外，根據2014/15年數字，社會福利署總支出約560億港元，其中綜援支出195億港元、公共福利金172億港元，而日常運作開支（包括薪金、部門開支、服務等支出）約167億港元，大約佔社會福利署總支出30%。換句話說，社會福利署每次動用10元，其中3元（相對上頗大的行政服務費）是屬於該署的薪金、部門開支、服務等支出，剩餘7元才有機會落在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市民可以問，在167億港元運作開支中，有幾多是「中介人」的服務費？有幾多是「可以避免」的服務費？假如社會福利署可以將122億港元的公共福利金運作開支全數以公共福利金直接支給有需要的市民，不用加稅，公共福利金亦可以全面提升約70%。
如果我的分析正確，即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的社會保障，遠遠比香港的高，我們可以問，為何典型資本主義國家這樣做？為何香港這樣吝嗇綜援支出？在美國，1787年之明文憲法（written constitution）說明要「促進大眾福利」（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話雖如此，社會保障在美國獨立後首150多年仍是處於極度低狀態。自從美國通過1935年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後，「社會保障」的名稱開始全球流行。在大西洋另一邊的英國在1941年與美國在《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中一起贊成推動社會福利。隨後在1942年，英國之《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建議成立社會保障制度後，一連串法例制定了約70年歷史的英國社會保障制度。
我嘗試指出香港與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存有重大差異，亦指出香港政府不用加稅亦有能力將綜援提升3倍，仍然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在下一篇文章，我會討論香港政府對富人及普羅大眾的政策，以及列出數據去證實我的理論及量化回歸後的香港所發生的變化。
（作者按：文章純屬個人意見）
（如何解決香港最深層次問題．五之三）
（kamlamhk@hotmail.com）
作者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香港高等法院律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是英國的凱恩斯（J. M. Keynes）。他主張使用財政政策為主要工具，去調節整體社會需求，在適當時候調整經濟，例如在經濟低迷時採用膨脹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增加社會總需求，刺激投資意慾，增加就業機會；在經濟過熱時採用收縮財政政策去冷卻經濟，減低社會總需求，冷卻投資意慾，減低工資上升過高。有人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總需求管理策略有助經濟平穩增長，長遠來看，平穩發展可以減低及減少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是拯救資本主義進入崩潰的大恩人。美國前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曾經說：我們全是凱恩斯主義的信徒（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
除了財政政策，典型資本主義國家亦使用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控制貨幣的供應量或控制貨幣的價格——即利率。
香港人喜歡取笑某些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是「萬稅（萬歲）之國」，但是，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國民關心的，不單止是他們交給政府多少稅，亦關心政府提供多少社會保障。這也是典型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經常研究課題之一。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無論稅收或社會保障，多與少是相對的，還需要數字去量化，才會有科學化的分析。
香港綜援支出極低
典型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家通常會研究及統計，全年的國民總收入中，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的比例有幾多（social security spending as a percentage of GDP）。
香港統計處似乎沒有明確列出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佔全年本地總收入的比例。我們看到2015年9月《香港統計月刊》顯示，近10年來，香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支出每年不足210億港元。以香港本地總收入每年平均約2萬億港元來計算，全年的本地總收入中，香港政府在綜援的支出所佔的比例，每年大約是1%。如果「總社會保障」等於綜援加上公共福利金， 香港政府總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本地總收入的比例，平均每年亦不足3%（當然不同數據及量度標準會產生不同的比例數字）。有人認為，社會保障是一種比綜援更大範疇的支出，應該包括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政府支出，所以統計處沒有明確列出一個可以與國際社會相比的社會保障比例，令人失望。不過，如果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又將教育、醫療、住房、交通等政府支出加入社會保障支出的總數字，我們以下的結論大致上不會改變。
連年盈餘不算是收支平衡
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及美國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支出所佔的比例大約是20%，表示從以上比例來看，香港政府給予居民的綜援，與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及美國的社會保障相比，微不足道。另外，與其他資本主義混合社會主義國家例如瑞典、丹麥、奧地利的30%左右的社會保障相比，感覺是天與地。
港府收入遠超支出
多年來，香港的實際情况成功地實踐了《基本法》「避免赤字」的要求，但與基本法「力求收支平衡」的要求，有些少不相稱，甚至可以說沒有真正的「收支平衡」。因為財政收支通常只有以下3種情况：第一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5300元，便會出現600元赤字；第二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4100元，便會出現600元盈餘；第三種情况，如果收入4700元，支出4700元，收入與支出平衡（balance），沒有赤字，也沒有盈餘。回歸19年，香港政府似乎將第二種情况（盈餘）混亂成第三種情况（收支平衡）。
最近5年的數字顯示，香港政府平均每年超過600億港元的財政盈餘（2010/11年751億，2011/12年737億，2012/13年648億，2013/14年218億，2014/15年728億；屬於以上例子的第二種情况，單位以億港元計算而已），表示香港政府的總收入超越總支出平均每年600億港元以上，大約是綜援的3倍。
換句話說，假設近5年政府將綜援支出每年由200億港元增加至800億港元，其他情况不變，毋須改變任何制度之下，亦可以達到收支平衡。所以，不用加稅，香港政府有能力將綜援支出提升3倍。這種提升，完全不會影響香港的所謂資本主義制度。
另外，根據2014/15年數字，社會福利署總支出約560億港元，其中綜援支出195億港元、公共福利金172億港元，而日常運作開支（包括薪金、部門開支、服務等支出）約167億港元，大約佔社會福利署總支出30%。換句話說，社會福利署每次動用10元，其中3元（相對上頗大的行政服務費）是屬於該署的薪金、部門開支、服務等支出，剩餘7元才有機會落在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市民可以問，在167億港元運作開支中，有幾多是「中介人」的服務費？有幾多是「可以避免」的服務費？假如社會福利署可以將122億港元的公共福利金運作開支全數以公共福利金直接支給有需要的市民，不用加稅，公共福利金亦可以全面提升約70%。
如果我的分析正確，即典型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的社會保障，遠遠比香港的高，我們可以問，為何典型資本主義國家這樣做？為何香港這樣吝嗇綜援支出？在美國，1787年之明文憲法（written constitution）說明要「促進大眾福利」（promote the general welfare）。話雖如此，社會保障在美國獨立後首150多年仍是處於極度低狀態。自從美國通過1935年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後，「社會保障」的名稱開始全球流行。在大西洋另一邊的英國在1941年與美國在《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中一起贊成推動社會福利。隨後在1942年，英國之《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建議成立社會保障制度後，一連串法例制定了約70年歷史的英國社會保障制度。
我嘗試指出香港與典型資本主義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存有重大差異，亦指出香港政府不用加稅亦有能力將綜援提升3倍，仍然可以達到收支平衡。在下一篇文章，我會討論香港政府對富人及普羅大眾的政策，以及列出數據去證實我的理論及量化回歸後的香港所發生的變化。
（作者按：文章純屬個人意見）
（如何解決香港最深層次問題．五之三）
（kamlamhk@hotmail.com）
作者是英格蘭和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香港高等法院律師、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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