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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我今天想說說仇外主義的其中一個範疇。但首先，容許我複述一些在不同地方發生的事故。
1996年，澳洲聯邦議會大選後的其中一名新議員是韓森。她是澳洲北部一家外賣店老闆。她進入國會後的第一篇演說聲稱，澳洲已被亞洲人淹沒，其後亦發表反亞洲人、反澳洲原住民等仇外言論。起初，韓森只有傳媒關注，在社會的影響力不大。但短期後，悉尼大學法律學士、澳洲時任總理霍華德說，雖然他不同意韓森的說法，但她能出來說這些話就表示澳洲不再被「政治正確」窒息了。霍華德這樣說後，韓森與其支持者的聲勢就壯大起來。在那段時候，筆者在街上不時受到在澳洲生活多年來最多、最惡毒的種族主義謾罵。
近幾十年來，英國逐漸成為一個種族多元的國家。其間，英國有不同的仇外主義政治團體，但他們都是在社會、政壇的邊緣。不過，到了英國脫歐公投時，兩名牛津大學畢業的保守黨政客——約翰遜與高文浩——就把仇外論述主流化。他倆雖然用詞十分得體，但仍用了不少仇恨難民、仇恨東歐與南歐外勞與製造對新移民恐慌的論述。在脫歐陣營勝出後，英國的種族仇恨事故急升超過50%，就算約翰遜與高文浩聲稱反對種族欺凌都作用不大。
與英國相似，美國在近幾十年亦成為了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而過去靠仇外主義壯大的3K黨亦被邊緣化到一些低教育水平、貧窮但又以白人為多數的個別社區。但當一名在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的成功商人特朗普在他參選美國總統期間不斷發表各種仇外言論後，社會的種族與宗教欺凌事件就激增了。
仇恨主義 易請難送
以上幾個描述的共通點是什麼？
一、在每一個社會，仇外主義都是在潛伏中。但如果只是留在平民、社區層面上，這份仇外始終都會被邊緣化，就算有仇外傾向的個別人士頂多都是私下囉嗦幾句就算，不會欺凌他人。
二、不過，如果有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公開允許甚至用上仇外主義，普羅大眾就會視這為把仇外主義合理化。社會的仇外情緒就會急速上升，少數族群被欺凌的情况會變得嚴重。社會亦因此會被惡性撕裂，各經濟、民生議題亦會受到這股情緒而失去理性及事實根據。
三、在願意這樣推動仇恨主義的社會精英當中，有些是真心覺得仇外主義壯大並沒有問題。有些是覺得可以暫用來快速為他們爭取一些他們相信是正義的結果。有些是純粹為了自己利益而大打仇恨牌。有些是三者兼備。但無論如何，他們最終都會發覺原來仇恨主義是易請難送的。
以上的一切導出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社會精英在論政時要小心運用其影響力。就此，無論他們推動的政治目標或許是那麼正義也好，他們都有責任不去在論政時挑起仇外情緒，因為這樣做是後患無窮，而且很容易會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况。當然，這並不代表社會精英要粉飾太平，把各種可能牽涉外來人或外裔人的議題「河蟹」。但在討論這些議題時，精英們仍有責任要保持措辭溫和，不嘩眾取寵，盡量避免以陰謀論語調及論述去挑起民間仇外情緒。
社會精英有責任拒絕仇恨主義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這只是一個西方國家獨有的問題，與香港無關。不過，在香港，其實在所謂「假難民」議題中，政圈內的社會精英（當中包括有名學府畢業的全職從政者、商人、前高官、大律師、法律系講師）推行仇外主義已經為社會帶來傷害。更令人擔憂的是，香港社會精英用上仇外主義的情况並不限於所謂「假難民」議題，亦未必只限於建制派的人士或團體。
仇外主義表面上是「快靚正」的工具，它可以很快地把任何社會議題引來關注及升溫。但無論是海外或是香港，社會精英無論如何都有責任去拒絕仇恨主義的引誘，不要把它用上。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作者是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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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澳洲聯邦議會大選後的其中一名新議員是韓森。她是澳洲北部一家外賣店老闆。她進入國會後的第一篇演說聲稱，澳洲已被亞洲人淹沒，其後亦發表反亞洲人、反澳洲原住民等仇外言論。起初，韓森只有傳媒關注，在社會的影響力不大。但短期後，悉尼大學法律學士、澳洲時任總理霍華德說，雖然他不同意韓森的說法，但她能出來說這些話就表示澳洲不再被「政治正確」窒息了。霍華德這樣說後，韓森與其支持者的聲勢就壯大起來。在那段時候，筆者在街上不時受到在澳洲生活多年來最多、最惡毒的種族主義謾罵。
近幾十年來，英國逐漸成為一個種族多元的國家。其間，英國有不同的仇外主義政治團體，但他們都是在社會、政壇的邊緣。不過，到了英國脫歐公投時，兩名牛津大學畢業的保守黨政客——約翰遜與高文浩——就把仇外論述主流化。他倆雖然用詞十分得體，但仍用了不少仇恨難民、仇恨東歐與南歐外勞與製造對新移民恐慌的論述。在脫歐陣營勝出後，英國的種族仇恨事故急升超過50%，就算約翰遜與高文浩聲稱反對種族欺凌都作用不大。
與英國相似，美國在近幾十年亦成為了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而過去靠仇外主義壯大的3K黨亦被邊緣化到一些低教育水平、貧窮但又以白人為多數的個別社區。但當一名在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的成功商人特朗普在他參選美國總統期間不斷發表各種仇外言論後，社會的種族與宗教欺凌事件就激增了。
仇恨主義 易請難送
以上幾個描述的共通點是什麼？
一、在每一個社會，仇外主義都是在潛伏中。但如果只是留在平民、社區層面上，這份仇外始終都會被邊緣化，就算有仇外傾向的個別人士頂多都是私下囉嗦幾句就算，不會欺凌他人。
二、不過，如果有受過所謂高等教育的社會精英公開允許甚至用上仇外主義，普羅大眾就會視這為把仇外主義合理化。社會的仇外情緒就會急速上升，少數族群被欺凌的情况會變得嚴重。社會亦因此會被惡性撕裂，各經濟、民生議題亦會受到這股情緒而失去理性及事實根據。
三、在願意這樣推動仇恨主義的社會精英當中，有些是真心覺得仇外主義壯大並沒有問題。有些是覺得可以暫用來快速為他們爭取一些他們相信是正義的結果。有些是純粹為了自己利益而大打仇恨牌。有些是三者兼備。但無論如何，他們最終都會發覺原來仇恨主義是易請難送的。
以上的一切導出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社會精英在論政時要小心運用其影響力。就此，無論他們推動的政治目標或許是那麼正義也好，他們都有責任不去在論政時挑起仇外情緒，因為這樣做是後患無窮，而且很容易會出現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况。當然，這並不代表社會精英要粉飾太平，把各種可能牽涉外來人或外裔人的議題「河蟹」。但在討論這些議題時，精英們仍有責任要保持措辭溫和，不嘩眾取寵，盡量避免以陰謀論語調及論述去挑起民間仇外情緒。
社會精英有責任拒絕仇恨主義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這只是一個西方國家獨有的問題，與香港無關。不過，在香港，其實在所謂「假難民」議題中，政圈內的社會精英（當中包括有名學府畢業的全職從政者、商人、前高官、大律師、法律系講師）推行仇外主義已經為社會帶來傷害。更令人擔憂的是，香港社會精英用上仇外主義的情况並不限於所謂「假難民」議題，亦未必只限於建制派的人士或團體。
仇外主義表面上是「快靚正」的工具，它可以很快地把任何社會議題引來關注及升溫。但無論是海外或是香港，社會精英無論如何都有責任去拒絕仇恨主義的引誘，不要把它用上。
（作者按：以上是筆者的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的律師行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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