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美國政治科學家大衛．朗斐德（David Ronfeldt）於1996年在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發表了《部族、制度、市場、網絡：一個關於社會演化的框架》（Tribes, Institutions, Markets, Networks: A Framework About Societal Evolution），探討因社會演化而衍生出的4種社會形態（即部族、制度、市場及網絡），所以被簡稱為「TIMN」（Tribes (T)、Institutions (I)、Markets (M)、Networks (N)）理論（「網絡」在理論中泛指網絡型的社會形態，並非指電腦網絡）。
4種社會形態闡述了人類社會由部族社會到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演化。從附表中可見，每一種形態都有其優點、缺點和黑暗面，很大程度後面的形態是為了解決之前的形態的缺點和黑暗面的。不過即使4種社會形態之間有矛盾的地方，亦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觀及理性，但它們可不是互相排斥的，愈先進的社會就能包含愈多種不同的社會形態——維持一個平衡的組合才是最重要的，讓一種形態（例如市場）支配整個社會反而會帶來危機（如金融海嘯）。
筆者當初在課堂裏使用及教授這理論時，主要着眼於當時正在崛起的阿爾蓋達組織（Al Qaeda），所展現出的部族（T）及網絡（N）的特性，以及現在國家為何對之束手無策（因為現代國家是「I＋M」（即制度加市場），恐怖分子是「T＋N」，所以格格不入），還有所有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均會倒退到部族社會（T）的假設。但現在看來，發現該理論對解釋為何香港回歸後陷入近乎不能管治的局面，亦能夠提供一些洞見。
「兩制」主要矛盾的誤算
依目前的情况來看，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及矛盾的一大原因，是3種不同但尚未整合的社會形態（制度、市場及網絡(I、M、N)）同時在香港運作並出現衝突。這3種形態在香港無法有效整合的情况，比起其他地方更為嚴重，是由於3種形態在香港也有強大的代表勢力，而且它們之間亦矛盾重重，令整合變得遙遙無期，以致鞏固、深化與創新無法在香港出現。
香港一直奉行市場經濟，以前港英時代亦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實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令市場（M）的社會形態得以在港植根及壯大。然而香港回歸後，所面對的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以國家、軍隊、企業為重心，講求主權及國家安全（即制度——I），與香港一貫的市場形態（M）有着明顯分別。不過，中央對此也不是毫無準備的，其對策就是一國兩制——制度（I）與市場（M）就是「兩制」，也是中央當初預期在香港出現的主要矛盾，而一國兩制務求兩者可以逐漸調和整合。從這角度來看，一國兩制基本上還是成功的，至少內地向香港學習市場經濟及其制度這大方針（從「I」到「I＋M」），至今仍未改變。
可是隨着世界進入公民社會的時代，以及英國在回歸前推動民主化，令網絡（N）的社會形態（以政團、社運分子及非政府組織等為代表）在香港迅速冒起。再加上六四事件的關係，令國家本來預計的制度（I）與市場（M）的主要矛盾退居二線，反而部分港人的恐共抗共成為了中央與香港之間的主要矛盾，令主要矛盾從本來的制度（I）與市場（M），變成制度（I）與網絡（N）之間的矛盾。
另一方面，由於陸港融合程度日增，以及中國崛起，國家對制度（I）與市場（M）的整合漸見成效，令部分港人刻意加速網絡（N）這社會形態的發展，以加強與大陸的區別以及抗衡國家的影響力，所以從這角度來看，香港的網絡（N）社會形態的發展只是一種反應性表現，消極且有欠成熟。儘管如此，如附表所見，每一種社會形態實際上是為了解決之前的形態的缺點和黑暗面的，例如市場（M）的貿易與投資功能可解決制度（I）的經濟交易問題，網絡（N）則是為了解決市場（M）的社會不平等與剝削等流弊，在這角度而言，網絡（N）這社會形態在香港是正常現象及有其積極意義的，可見網絡（N）形態在香港的兩面性，同時帶有消極及積極意味。
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出現，亦可從「TIMN」理論中找到玄機。如上文所言，回歸後國家致力於在香港達成制度（I）與市場（M）形態的調和與整合，但所謂「過江龍難敵地頭蟲」，國家的權威與本地資本家的自利連在一起，對本地資本家來說簡直是如虎添翼，最後淪為中央及特區政府埋單，資本家獨大，同時加劇了香港的貪腐與剝削情况，令香港出現了政商霸權，民不聊生。
當然，後來中央也意識到問題所在，開始着手將國家權威與本地資本家的利益分隔起來，甚至主動打擊資本家，這應該是梁振英上台的一大原因。不過資本家也不是省油的燈，從梁振英上台的第一天，已巧妙地將明明是市場（M）與民眾（網絡——N）之間的主要矛盾，重新塑造成中央與特區政府（制度——I）與民眾（網絡——N）之間的矛盾。君不見無論是陸港矛盾，抑或是民主派和民粹主義者（本土派）之爭，資本家也能置身事外，令民眾的業火怎樣也燒不到自己。
平衡及整合3種形態才有出路
不過，隨着本地資本家的影響力下降，香港的市場（M）社會形態也一定程度被弱化，加上國家的規劃，令香港逐漸出現制度（I）漸強與市場（M）日弱的局面——這是一個危險的情况，因為代表着一種倒退。故此，港人有必要鞏固市場（M）的社會形態，包括當中的自由法治元素，使之與制度（I）的形態維持平衡，否則制度（I）、市場（M）與網絡（N）3種形態的融合將變得困難及遙遙無期，陸港矛盾亦只會繼續擴大，無日無之。
另一方面，港人亦須重視與利用國家對市場（M）的社會形態的學習與吸收：與其以網絡（N）的形態來增加與大陸的區別與距離，倒不如早一步在市場（M）的形態中，混入網絡（N）的元素，索性來個市場為表、網絡為裏，令國家得以一併吸收兩者，避免以往3種形態並行卻不能整合的情况。
「TIMN」理論提到，每一種新社會形態的崛起，都會先以顛覆的形式出現，其後才會整合至其他現存的形態上。因此，中央與特區政府必須熬過這陣痛，並須理解治港的重點並非要蕩平所有敵對勢力或壓抑新的社會形態，而是要促成制度、市場與網絡3種形態的整合，這樣香港才可進化成更先進及和諧的社會。至於已過渡至網絡形態的港人，也不應盲目排斥其他形態——須知道網絡形態沒有了制度及市場形態的支持，只不過是鏡花水月，缺乏單獨存在的基礎。
如附表所見，網絡形態的很多方面尚未有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網絡形態出現的最主要原因，無非是為了解決市場形態的社會不平等與剝削現象，因此中央應先從這方面着手，重新贏得屬網絡形態的港人的心，為消除香港深層次矛盾踏出關鍵性一步。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新聞類別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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