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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英國脫歐的餘波愈滾愈大——倫敦、北愛爾蘭、蘇格蘭等「親歐」地區嚷着要獨立;不願脫歐的年輕人埋怨年長一輩的脫歐決定,數百萬英國人聯署要求「公投Take Two」;執政保守黨及在野工黨要「變天」;亦有大量的英倫子民在脫歐後才在網絡搜尋器尋找歐盟的資料。
姑勿論餘波如何,英國脫歐之聲日高卻是事實。別忘了在公投之前,脫歐陣營聲勢浩大,有報章亦表明支持脫歐立場。脫歐陣營中,亦不乏政圈及知識界中的有識之士。相信他們不會對英國與歐盟國家之間緊密的經貿及社會往來一無所知。只不過,這一衣帶水的社會經濟關係,在他們眼中卻成為問題的來源——移民問題、歐盟金融監管法規,以至是歐盟的財政政策等,正是脫歐派的部分主打論述。
經貿往來會否讓世界更和平?
在國際關係中,有一道常年辯論的問題——經貿往來,會否讓兩地社會減少衝突?推而廣之,國際自由貿易日增,會否讓世界更和平?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透過促進區內自由貿易去避免重蹈戰爭的覆轍。理論上,自由貿易可以促進兩地社會的人流往來及文化交流,增加雙方了解。而從功利計算出發,緊密的經貿往來亦會增加兩地社會衝突以至是開戰的機會成本,減低敵對動機。至少,經貿往來應該會使兩地相關行業的人士、商業團體及精英,設法盡量減少雙方衝突,避免兩地火併。
不過,上述自由貿易會促進兩地社會友好的說法,被另一學派批評為替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較為左傾的學說認為,所謂的自由貿易往往亦並不自由,反而充滿權力不平等所導致的剝削:發達國家透過自由貿易協定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使自己的跨國企業能長驅直進,而發展中國家的本土產業則往往無法招架。在反對新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由貿易不過是社會階級剝削的延伸——把一個又一個國家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網絡中,並再讓不同國家擺脫不了這不平等制度。舉例說,一個原本以農立國、自給自足的國度,被外資企業「投資」,把糧食種植改為原材料生產,把農業改為工業,成為發達國家生產線的一部分,從此亦無法在經濟上獨立。這種經貿關係,本質不公義,運作不平等,是國際紛爭的根源,又如何能成為促進和平的動力?
政治科學家Katherine Barbieri曾經就經貿關係跟國際衝突以至戰爭之間的關連,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蒐集全球不同國家之間由1870年至1938年的經貿數據,研判國與國經貿關係之間的顯要度(兩國之間的經貿對雙方的重要性)及平衡度(兩國經貿關係分別對雙方的重要性之間的差距,這可反映這段經貿關係是否平等,會否有其中一方較另一方依賴這段經貿關係),再跟兩國之間的軍事衝突及戰爭頻率作出分析,看看其中關係(註)。兩地之間的經貿顯要度愈高,則顯示這經貿關係對雙方都重要,按理雙方都有動機避免軍事衝突。而平衡度愈高,則顯示雙方的經貿關係是對等的,理應沒有誰欺負誰的矛盾。
互相依存 反增軍事衝突傾向
研究的結果,卻有一項有趣之處。當把所有因素都放在分析之列後,兩地經貿關係的顯要度或平衡度愈高,確是會減少雙方的軍事衝突;但一旦這段經貿關係的顯要度和平衡度同時地高——即是達至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的狀態時,卻反而會增加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傾向。
誠然經濟貿易固然難以避免衝突——一波又一波的貿易戰、貨幣戰,說明了利之所在,確是國際衝突的重要根源。不過國際衝突及戰爭,往往涉及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宗教、種族、邊界糾紛、政治軍事等。這些因素往往亦較經濟及貿易關係來得重要。故此,Katherine Barbieri也在推算中加入其他的因素——例如兩國是否有邊界接壤(愈多邊界接壤,自然愈多疆域糾紛,但同時又愈會有邊界貿易)、雙方是否民主社會(作者引述其他研究指出民主國家較少對另一個民主國家發動戰爭)、雙方是否存在政治或經貿聯盟關係(雙方是聯盟的話,一般有較少軍事衝突)等。結果顯示,這些因素都有減少雙方軍事衝突的傾向,但從數據上看,其影響力都不及雙方經貿「互相依存」時增加軍事衝突的力度。
深度交流帶出更深層文化衝突
是項研究的數據並未包括在二戰後的經貿及軍事情况,是一大局限。惟研究發現帶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推論:提升經貿關係的發展(顯要度),做到互利互惠(平衡度),或會讓雙方有減少衝突的傾向。不過,一旦經貿發展至互相依存(顯要度及平衡度都高)的階段,則反而有增加雙方衝突的風險。也許,不同社會之間的融合愈深,矛盾也愈增。當經貿往來發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互相依存的狀態時,往往會因深度交流而帶出更深層的文化衝突。不過弔詭的是,這時候雙方都難以擺脫對方的經貿往來,同時也相信對方亦不敢貿然跟自己發生衡突。這狀態反而有可能增加衝突的機會。歐洲內部的反歐盟聲音、中日和中美之間經貿交往頻繁但軍事衝突卻有升溫之勢,以至是在經貿高度互相依存下的大陸與香港,或多或少都跟「融合愈深、矛盾亦增」的方向有異曲同工之處。
註:Barbieri K.(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1), 29-49.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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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勿論餘波如何,英國脫歐之聲日高卻是事實。別忘了在公投之前,脫歐陣營聲勢浩大,有報章亦表明支持脫歐立場。脫歐陣營中,亦不乏政圈及知識界中的有識之士。相信他們不會對英國與歐盟國家之間緊密的經貿及社會往來一無所知。只不過,這一衣帶水的社會經濟關係,在他們眼中卻成為問題的來源——移民問題、歐盟金融監管法規,以至是歐盟的財政政策等,正是脫歐派的部分主打論述。
經貿往來會否讓世界更和平?
在國際關係中,有一道常年辯論的問題——經貿往來,會否讓兩地社會減少衝突?推而廣之,國際自由貿易日增,會否讓世界更和平?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透過促進區內自由貿易去避免重蹈戰爭的覆轍。理論上,自由貿易可以促進兩地社會的人流往來及文化交流,增加雙方了解。而從功利計算出發,緊密的經貿往來亦會增加兩地社會衝突以至是開戰的機會成本,減低敵對動機。至少,經貿往來應該會使兩地相關行業的人士、商業團體及精英,設法盡量減少雙方衝突,避免兩地火併。
不過,上述自由貿易會促進兩地社會友好的說法,被另一學派批評為替新自由主義保駕護航。較為左傾的學說認為,所謂的自由貿易往往亦並不自由,反而充滿權力不平等所導致的剝削:發達國家透過自由貿易協定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使自己的跨國企業能長驅直進,而發展中國家的本土產業則往往無法招架。在反對新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由貿易不過是社會階級剝削的延伸——把一個又一個國家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網絡中,並再讓不同國家擺脫不了這不平等制度。舉例說,一個原本以農立國、自給自足的國度,被外資企業「投資」,把糧食種植改為原材料生產,把農業改為工業,成為發達國家生產線的一部分,從此亦無法在經濟上獨立。這種經貿關係,本質不公義,運作不平等,是國際紛爭的根源,又如何能成為促進和平的動力?
政治科學家Katherine Barbieri曾經就經貿關係跟國際衝突以至戰爭之間的關連,進行了一項實證研究,蒐集全球不同國家之間由1870年至1938年的經貿數據,研判國與國經貿關係之間的顯要度(兩國之間的經貿對雙方的重要性)及平衡度(兩國經貿關係分別對雙方的重要性之間的差距,這可反映這段經貿關係是否平等,會否有其中一方較另一方依賴這段經貿關係),再跟兩國之間的軍事衝突及戰爭頻率作出分析,看看其中關係(註)。兩地之間的經貿顯要度愈高,則顯示這經貿關係對雙方都重要,按理雙方都有動機避免軍事衝突。而平衡度愈高,則顯示雙方的經貿關係是對等的,理應沒有誰欺負誰的矛盾。
互相依存 反增軍事衝突傾向
研究的結果,卻有一項有趣之處。當把所有因素都放在分析之列後,兩地經貿關係的顯要度或平衡度愈高,確是會減少雙方的軍事衝突;但一旦這段經貿關係的顯要度和平衡度同時地高——即是達至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的狀態時,卻反而會增加雙方發生軍事衝突的傾向。
誠然經濟貿易固然難以避免衝突——一波又一波的貿易戰、貨幣戰,說明了利之所在,確是國際衝突的重要根源。不過國際衝突及戰爭,往往涉及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宗教、種族、邊界糾紛、政治軍事等。這些因素往往亦較經濟及貿易關係來得重要。故此,Katherine Barbieri也在推算中加入其他的因素——例如兩國是否有邊界接壤(愈多邊界接壤,自然愈多疆域糾紛,但同時又愈會有邊界貿易)、雙方是否民主社會(作者引述其他研究指出民主國家較少對另一個民主國家發動戰爭)、雙方是否存在政治或經貿聯盟關係(雙方是聯盟的話,一般有較少軍事衝突)等。結果顯示,這些因素都有減少雙方軍事衝突的傾向,但從數據上看,其影響力都不及雙方經貿「互相依存」時增加軍事衝突的力度。
深度交流帶出更深層文化衝突
是項研究的數據並未包括在二戰後的經貿及軍事情况,是一大局限。惟研究發現帶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推論:提升經貿關係的發展(顯要度),做到互利互惠(平衡度),或會讓雙方有減少衝突的傾向。不過,一旦經貿發展至互相依存(顯要度及平衡度都高)的階段,則反而有增加雙方衝突的風險。也許,不同社會之間的融合愈深,矛盾也愈增。當經貿往來發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互相依存的狀態時,往往會因深度交流而帶出更深層的文化衝突。不過弔詭的是,這時候雙方都難以擺脫對方的經貿往來,同時也相信對方亦不敢貿然跟自己發生衡突。這狀態反而有可能增加衝突的機會。歐洲內部的反歐盟聲音、中日和中美之間經貿交往頻繁但軍事衝突卻有升溫之勢,以至是在經貿高度互相依存下的大陸與香港,或多或少都跟「融合愈深、矛盾亦增」的方向有異曲同工之處。
註:Barbieri K.(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3(1), 29-49.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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