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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在內地失蹤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先生回港銷案。兩日後召開記者會，公開自去年10月在深圳出境時被捕後扣查8個月的遭遇。在記者會中他鼓勵香港人為「一國兩制」發聲，他說：「如果我們不發聲，香港就無得救，因為此事不單是書店的事，更觸及香港人底線。」林榮基希望香港人「向強權說不」。
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會同意絕不容許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那觸及了絕大多數人的底線。那底線是在一國兩制下，在香港只有香港的執法人員可以執行香港的法律。
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已知道的是林榮基先生在深圳被扣查，而書店負責人李波先生究竟是在香港被帶走抑或是自願返回內地仍因林李兩人兩個版本而「羅生門」。但無論如何，根據林先生本人的經歷，究竟他的經歷說明了事件觸及一國兩制下不容過境執法外的其他什麼底線？
「觸及香港人的底線」近來成了一句常常被宣揚的政治宣傳術語。在香港，一些人已慣常以一句「觸及香港人底線」把所有香港人拉進他們自己的政治信念去抗拒他們所不願接受的現實，或反駁別人的一些他們所不接受的做法，雖然別人的做法在別人的制度體系中有其依據。
究竟林先生的遭遇是不是一件因犯法而被追究的事件？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在內地，那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是涉嫌犯法，因為涉及了違法售賣、郵寄和走私被禁書籍。在香港不是犯法，因為出售的書籍在香港並非禁書，而林先生也並非在香港被扣查。
我們當然可以以我們的政治角度自由地批評內地處理林的案件，就如我們對很多內地部門濫權拘留扣查內地人士案件嚴加批評一樣。案件是否涉及香港人並不改變我們以我們的標準對案件的批評。
香港人在內地須遵守內地法律，那是常識。若我們認為因為我們是香港人便以為可以獲得有異於內地人的待遇，或認為內地應以不同的標準處理，那是香港人的自我膨脹，那是殖民地時代英殖民地子民心態的延續。
殖民地時代香港人在內地出事，英國政府作為殖民地宗主國有責任通過外交途徑為香港人出頭，確保出事港人獲得依法公平的對待。有沒有效果，那是另一回事。但對不起，在香港成為中國一部分後，已不再是這樣。
為何我們可從法律質疑內地？
維持一國兩制意味內地任何部門均不可以從法律角度干擾質疑香港執法部門處理內地人在香港犯法案件的法律依據和處理方式。同樣道理，在一國兩制下，是什麼使一些香港政客及一些香港人認為我們可以從法律角度去質疑內地執法部門處理香港人在內地犯法案件的法律依據和處理方式？
過去，我們曾質疑無數內地部門處理公民被捕或被關押的法律依據和處理方式，但那是政治，不是法律。那與一國兩制無關。過去，我們質疑譴責劉曉波被迫害、被起訴和被判刑；我們質疑譴責李旺陽被關押、和「被自殺」。到今天，我們可以以最嚴厲的言辭批評及譴責林榮基先生的遭遇是政治迫害，對內地法律以至執法部門強烈質疑。
但不要混淆視聽的是這種種批評都是對內地法律以至內地執法部門的批評。劉曉波、李旺陽、林榮基事件表明，也許它們真的很糟糕，但它們糟糕與一國兩制無關，也不涉及違反一國兩制。相反，正正是一國兩制的存在和執行，為批評者在香港可以對內地發生的事自由地評論及譴責提供了最好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保障。
唯一堅持「向強權說不」的人
林榮基先生在記者會中說他希望香港人「向強權說不」。當記者問他我們可以說不嗎，他回答說：「我都可以，點解你唔可以？」
那把我們帶回1989年6月。當年李卓人先生帶同巨額款項往北京支援佔領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在北京被捕。曾是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先生當年並沒有「向強權說不」。反之，他第一時間簽署了悔過書，並容許帶同的200萬元被充公，以換取他能第一時間獲釋回香港。在1989年，沒有人責怪李先生，甚而視他為英雄。
今天，大多數的香港人就如當年的李先生一樣：無論那強權如何強橫，大多數人都不會在政客的激昂言辭慫恿下與強權對抗。到底，那只是政客常常掛在嘴邊用以吸引目光的激昂言辭而已。
在香港，唯一自始至終即使身陷囹圄仍堅持「向強權說不」的只有一個人。那是特首梁振英先生在英皇書院的同班同學劉山青先生。劉山青先生在1981年聖誕假期到廣州探望接濟當時被捕坐牢的異見人士王希哲先生的太太，在廣州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他在監獄中，官方的人多次對他說，他只要肯認罪簽悔過書便立刻可以獲釋。但他始終拒絕。結果他坐牢坐足了10年，一天也沒有少，在1991年聖誕期間才獲釋回港。
回港後不知道他曾選過多少次區議會，始終都沒有選上。劉山青先生沒有吸引人的激昂言辭，他沒有這天份。到底，他不是一個政客，也不是當政客的料子。但把激昂言辭掛在口邊的政客當中，又有幾個有劉山青先生年輕時那硬漢子的料子？
沉默是自保之道
一直支持民主的作家李怡先生說，林先生「點解你唔可以？」是針對香港人在涉及港人的人身安全和法律權利的底線時，選擇沉默的反詰。
而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沉默是自保之道。林先生在接受亞洲新聞台（Channel NewsAsia）訪問時坦然表示年輕人認為一國兩制行不通，他認為港獨是可行之道。我們也許會讚賞林先生公開坦承自己支持港獨想法的勇氣，但我們無權要求別人當烈士。每個人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不同的線，沒有任何人，被捕的書店店長也好，支持他的政客也好，均無權任意為什麼是香港人的底線隨便畫線，然後鼓動香港人按他們畫的線作為行動的指標。
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會同意絕不容許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執法。那觸及了絕大多數人的底線。那底線是在一國兩制下，在香港只有香港的執法人員可以執行香港的法律。
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已知道的是林榮基先生在深圳被扣查，而書店負責人李波先生究竟是在香港被帶走抑或是自願返回內地仍因林李兩人兩個版本而「羅生門」。但無論如何，根據林先生本人的經歷，究竟他的經歷說明了事件觸及一國兩制下不容過境執法外的其他什麼底線？
「觸及香港人的底線」近來成了一句常常被宣揚的政治宣傳術語。在香港，一些人已慣常以一句「觸及香港人底線」把所有香港人拉進他們自己的政治信念去抗拒他們所不願接受的現實，或反駁別人的一些他們所不接受的做法，雖然別人的做法在別人的制度體系中有其依據。
究竟林先生的遭遇是不是一件因犯法而被追究的事件？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在內地，那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是涉嫌犯法，因為涉及了違法售賣、郵寄和走私被禁書籍。在香港不是犯法，因為出售的書籍在香港並非禁書，而林先生也並非在香港被扣查。
我們當然可以以我們的政治角度自由地批評內地處理林的案件，就如我們對很多內地部門濫權拘留扣查內地人士案件嚴加批評一樣。案件是否涉及香港人並不改變我們以我們的標準對案件的批評。
香港人在內地須遵守內地法律，那是常識。若我們認為因為我們是香港人便以為可以獲得有異於內地人的待遇，或認為內地應以不同的標準處理，那是香港人的自我膨脹，那是殖民地時代英殖民地子民心態的延續。
殖民地時代香港人在內地出事，英國政府作為殖民地宗主國有責任通過外交途徑為香港人出頭，確保出事港人獲得依法公平的對待。有沒有效果，那是另一回事。但對不起，在香港成為中國一部分後，已不再是這樣。
為何我們可從法律質疑內地？
維持一國兩制意味內地任何部門均不可以從法律角度干擾質疑香港執法部門處理內地人在香港犯法案件的法律依據和處理方式。同樣道理，在一國兩制下，是什麼使一些香港政客及一些香港人認為我們可以從法律角度去質疑內地執法部門處理香港人在內地犯法案件的法律依據和處理方式？
過去，我們曾質疑無數內地部門處理公民被捕或被關押的法律依據和處理方式，但那是政治，不是法律。那與一國兩制無關。過去，我們質疑譴責劉曉波被迫害、被起訴和被判刑；我們質疑譴責李旺陽被關押、和「被自殺」。到今天，我們可以以最嚴厲的言辭批評及譴責林榮基先生的遭遇是政治迫害，對內地法律以至執法部門強烈質疑。
但不要混淆視聽的是這種種批評都是對內地法律以至內地執法部門的批評。劉曉波、李旺陽、林榮基事件表明，也許它們真的很糟糕，但它們糟糕與一國兩制無關，也不涉及違反一國兩制。相反，正正是一國兩制的存在和執行，為批評者在香港可以對內地發生的事自由地評論及譴責提供了最好的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保障。
唯一堅持「向強權說不」的人
林榮基先生在記者會中說他希望香港人「向強權說不」。當記者問他我們可以說不嗎，他回答說：「我都可以，點解你唔可以？」
那把我們帶回1989年6月。當年李卓人先生帶同巨額款項往北京支援佔領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在北京被捕。曾是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先生當年並沒有「向強權說不」。反之，他第一時間簽署了悔過書，並容許帶同的200萬元被充公，以換取他能第一時間獲釋回香港。在1989年，沒有人責怪李先生，甚而視他為英雄。
今天，大多數的香港人就如當年的李先生一樣：無論那強權如何強橫，大多數人都不會在政客的激昂言辭慫恿下與強權對抗。到底，那只是政客常常掛在嘴邊用以吸引目光的激昂言辭而已。
在香港，唯一自始至終即使身陷囹圄仍堅持「向強權說不」的只有一個人。那是特首梁振英先生在英皇書院的同班同學劉山青先生。劉山青先生在1981年聖誕假期到廣州探望接濟當時被捕坐牢的異見人士王希哲先生的太太，在廣州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他在監獄中，官方的人多次對他說，他只要肯認罪簽悔過書便立刻可以獲釋。但他始終拒絕。結果他坐牢坐足了10年，一天也沒有少，在1991年聖誕期間才獲釋回港。
回港後不知道他曾選過多少次區議會，始終都沒有選上。劉山青先生沒有吸引人的激昂言辭，他沒有這天份。到底，他不是一個政客，也不是當政客的料子。但把激昂言辭掛在口邊的政客當中，又有幾個有劉山青先生年輕時那硬漢子的料子？
沉默是自保之道
一直支持民主的作家李怡先生說，林先生「點解你唔可以？」是針對香港人在涉及港人的人身安全和法律權利的底線時，選擇沉默的反詰。
而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沉默是自保之道。林先生在接受亞洲新聞台（Channel NewsAsia）訪問時坦然表示年輕人認為一國兩制行不通，他認為港獨是可行之道。我們也許會讚賞林先生公開坦承自己支持港獨想法的勇氣，但我們無權要求別人當烈士。每個人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不同的線，沒有任何人，被捕的書店店長也好，支持他的政客也好，均無權任意為什麼是香港人的底線隨便畫線，然後鼓動香港人按他們畫的線作為行動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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