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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如果沒有今年電影節上映的《點五步》，沙田沙燕橋背後的故事應該到今日還是不為人所認識。
一直以來，香港正如早年另一套電影《無野之城》的名稱，棒球不像鄰近的台灣，成為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比較其他運動，棒球不但需要平坦的場地，同時更需要昂貴的裝備，例如60年代，一個棒球售價大約為一百新台幣，這可是相當於當時一個工人月薪的五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棒球不但要求極高的手眼協調，還要講求速度與力量。
簡單而言，擊中一個迎面而來的棒球絕不容易。
到底這種門檻甚高的運動為何成功扎根於台灣，時至今日扣上了民族大義，更被稱為「國球」？
這到底是天然現象，還是政治角力的結果？
下文我將回顧政治因素如何改變棒球在台灣的發展，從而反思近來「尋回」香港民族的熱潮。
它來自日本
甲午戰敗、《馬關條約》後，台灣因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球棒、手套伴隨日本軍眷踏上台灣島上。來台之初，棒球只是日本人的玩意。遠離家鄉的士兵、工人開始在空地上互相切磋。到1906年，由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成立了第一隊棒球隊，及後國語學校師範部成立另一支球隊。同年春天，兩隊對戰，這是台灣第一場有正式紀錄的棒球比賽。同一時間，台灣人稱它是「日本鬼子遊戲」，嘲諷這只是一班瘋子拿着球棒、亂跑亂跳。他們或者避之則吉，擔心被高速飛來的棒球擊中而斃命。
直到1919年教育改革，殖民政府開始推行義務教育，青少年自始在學校恆常接受棒球訓練。因此，這項運動開始在台灣社會愈見普及。日資企業、政府部門紛紛資助棒球事業，甚至自設球隊。其後，日本大學校隊、美國職棒隊來台表演吸引成千上萬的球迷，可見棒球已扎根於台灣社區。嘉農棒球隊（KANO）在1931年夏天經歷的的勵志故事更在近年放上大銀幕。這班由漢人、原住民、日本學生組成的「雜牌軍」，不但成為第一支來自濁水溪以南的全台灣棒球比賽的冠軍，並代表台灣進軍甲子園（日本高中棒球最重要的比賽），最後僅敗於決賽。這反映棒球不再只是殖民者的玩意，而是逐漸變成了台灣本土的一部分。
國民黨的考量
對台灣和棒球，1945年同樣是重要的一年。作為戰敗國，日本軍眷必須離開台灣，台灣成了中華民國的其中一個省。然而，戰後棒球發展陷入低潮。儘管民間依然有不少熱心人士，像「棒球之父」謝國城出錢出力推動棒球，但是國民黨政府自然對「殖民餘孽」無甚興趣，同時全力推動來自戰時盟友美國的籃球。例如1960年發行的運動郵票只有足球、籃球，卻沒有棒球。因此，戰後的棒球缺少資金、設備和場地。所以不少代表中華民國出戰的球員，每次回家都化身「水貨客」。戰後初年，台灣實施進口替代政策，對國外貨物徵收重稅。為了幫補家計，在外作賽的球員購買最新發明的尼龍產品，例如絲襪、內衣，回到台灣轉賣。另一方面，儘管不像戰後調景嶺「百萬將軍學繡花」，縫補當時昂貴的棒球卻是不少老球員的集體回憶。這些故事都側面反映了戰後初年，棒球運動缺少國家支持的困境。
團結社會的重要工具
直到了60年代末，這種深受民間喜愛的「日本鬼子遊戲」終於吸引了當時內外交困的國民黨政府的目光。與冷戰初期不同，盟友相繼改為承認北京，國府在外交舞台愈來愈孤立無助，直到1971年它更失去聯合國的席位。除此之外，自二二八事件後，外省與本省的矛盾一直存在。面對管治危機，棒球成為團結台灣社會各個階級的重要工具。特別是衛星轉播的普及，讓全台灣的人民一起經歷光榮與失落時刻。因此，自從1968年紅葉少棒的奇蹟，「強力部門」的介入讓台灣少年棒球迅速發展，例如大興土木興建球場、全國挑選學生出國比賽。從1969年到1995年間，台灣各級少棒隊接連在世界各地稱霸，共取16個冠軍。其中在1969年，超過50萬人迎接1969年的世界冠軍金龍少棒隊凱旋歸來，其後獲得蔣介石和宋美齡接見，並遠赴金門前線。同時，媒體用「民族英雄」形容那些勝利歸回的小學生，官方更發行郵票紀念他們的勝利。另一方面，球隊失利的經歷同樣影響深遠，像1970年七虎少棒隊落敗，蔣經國冒雨到機場迎接他們、謝國城在鏡頭前含淚承擔輸波的責任。這些畫面構成了戰後台灣人的共同生活經驗。
殖民者玩意變成「國球」
體育跟政治從來息息相關。由於日本的殖民管治，棒球開始在台灣扎根。但是這個結果並不是偶然，這是建基於當時殖民政府開始推動皇民化政策，希望教化台灣人日本的生活方式，並推廣公平競技等有利管治的價值。然而二次大戰後，政治環境改變，棒球等代表殖民文化自然變得政治不正確。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項運動已深入民心，由全城參與勝利巡遊到自己落場擊球皆成為台灣人的集體回憶。因此，面對認受性危機的國府決定挪用這些生活經歷，並納入其民族主義的論述，自此，棒球由殖民者的玩意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國球。那些小學生的勝利、失利團結了外省與本省人。當時的評論簡單總結少棒的影響：「棒球隊的表現，對於陶鑄國家民族意識是非常有效的途徑。」
民族是近代產物 非自有永有
由此可見，棒球狂熱、民族想像都是特定政治環境的產物。正如解釋民族主義來源的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所提到，民族是近代的產物，從不是自有永有。它是建基一個想像出來的政治共同體。自從發明了印刷媒體出現，讓一些散居不同地方的人類開始感覺到共同生活經驗，從而逐漸開始想像自己屬於某一個民族。如果將上述故事放在今日的香港公共討論，我們不禁要問什麼是「香港民族」、「天然獨」？從網絡到報刊，愈來愈多評論、研究強調香港民族的歷史源遠悠長。同一個平行時空，我們卻嘲笑同樣有黃皮膚與黑頭髮的Minions是否屬於中華民族，反過來自相矛盾地拆解自有永有、不證自明的民族神話。也許公共討論不應該受制政治正確的考量，但是我們應否以嚴謹認真、始終如一的態度看待這些後天而成的民族神話？
文：鄧啟怡
圖：網上圖片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一直以來，香港正如早年另一套電影《無野之城》的名稱，棒球不像鄰近的台灣，成為當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比較其他運動，棒球不但需要平坦的場地，同時更需要昂貴的裝備，例如60年代，一個棒球售價大約為一百新台幣，這可是相當於當時一個工人月薪的五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棒球不但要求極高的手眼協調，還要講求速度與力量。
簡單而言，擊中一個迎面而來的棒球絕不容易。
到底這種門檻甚高的運動為何成功扎根於台灣，時至今日扣上了民族大義，更被稱為「國球」？
這到底是天然現象，還是政治角力的結果？
下文我將回顧政治因素如何改變棒球在台灣的發展，從而反思近來「尋回」香港民族的熱潮。
它來自日本
甲午戰敗、《馬關條約》後，台灣因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球棒、手套伴隨日本軍眷踏上台灣島上。來台之初，棒球只是日本人的玩意。遠離家鄉的士兵、工人開始在空地上互相切磋。到1906年，由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成立了第一隊棒球隊，及後國語學校師範部成立另一支球隊。同年春天，兩隊對戰，這是台灣第一場有正式紀錄的棒球比賽。同一時間，台灣人稱它是「日本鬼子遊戲」，嘲諷這只是一班瘋子拿着球棒、亂跑亂跳。他們或者避之則吉，擔心被高速飛來的棒球擊中而斃命。
直到1919年教育改革，殖民政府開始推行義務教育，青少年自始在學校恆常接受棒球訓練。因此，這項運動開始在台灣社會愈見普及。日資企業、政府部門紛紛資助棒球事業，甚至自設球隊。其後，日本大學校隊、美國職棒隊來台表演吸引成千上萬的球迷，可見棒球已扎根於台灣社區。嘉農棒球隊（KANO）在1931年夏天經歷的的勵志故事更在近年放上大銀幕。這班由漢人、原住民、日本學生組成的「雜牌軍」，不但成為第一支來自濁水溪以南的全台灣棒球比賽的冠軍，並代表台灣進軍甲子園（日本高中棒球最重要的比賽），最後僅敗於決賽。這反映棒球不再只是殖民者的玩意，而是逐漸變成了台灣本土的一部分。
國民黨的考量
對台灣和棒球，1945年同樣是重要的一年。作為戰敗國，日本軍眷必須離開台灣，台灣成了中華民國的其中一個省。然而，戰後棒球發展陷入低潮。儘管民間依然有不少熱心人士，像「棒球之父」謝國城出錢出力推動棒球，但是國民黨政府自然對「殖民餘孽」無甚興趣，同時全力推動來自戰時盟友美國的籃球。例如1960年發行的運動郵票只有足球、籃球，卻沒有棒球。因此，戰後的棒球缺少資金、設備和場地。所以不少代表中華民國出戰的球員，每次回家都化身「水貨客」。戰後初年，台灣實施進口替代政策，對國外貨物徵收重稅。為了幫補家計，在外作賽的球員購買最新發明的尼龍產品，例如絲襪、內衣，回到台灣轉賣。另一方面，儘管不像戰後調景嶺「百萬將軍學繡花」，縫補當時昂貴的棒球卻是不少老球員的集體回憶。這些故事都側面反映了戰後初年，棒球運動缺少國家支持的困境。
團結社會的重要工具
直到了60年代末，這種深受民間喜愛的「日本鬼子遊戲」終於吸引了當時內外交困的國民黨政府的目光。與冷戰初期不同，盟友相繼改為承認北京，國府在外交舞台愈來愈孤立無助，直到1971年它更失去聯合國的席位。除此之外，自二二八事件後，外省與本省的矛盾一直存在。面對管治危機，棒球成為團結台灣社會各個階級的重要工具。特別是衛星轉播的普及，讓全台灣的人民一起經歷光榮與失落時刻。因此，自從1968年紅葉少棒的奇蹟，「強力部門」的介入讓台灣少年棒球迅速發展，例如大興土木興建球場、全國挑選學生出國比賽。從1969年到1995年間，台灣各級少棒隊接連在世界各地稱霸，共取16個冠軍。其中在1969年，超過50萬人迎接1969年的世界冠軍金龍少棒隊凱旋歸來，其後獲得蔣介石和宋美齡接見，並遠赴金門前線。同時，媒體用「民族英雄」形容那些勝利歸回的小學生，官方更發行郵票紀念他們的勝利。另一方面，球隊失利的經歷同樣影響深遠，像1970年七虎少棒隊落敗，蔣經國冒雨到機場迎接他們、謝國城在鏡頭前含淚承擔輸波的責任。這些畫面構成了戰後台灣人的共同生活經驗。
殖民者玩意變成「國球」
體育跟政治從來息息相關。由於日本的殖民管治，棒球開始在台灣扎根。但是這個結果並不是偶然，這是建基於當時殖民政府開始推動皇民化政策，希望教化台灣人日本的生活方式，並推廣公平競技等有利管治的價值。然而二次大戰後，政治環境改變，棒球等代表殖民文化自然變得政治不正確。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項運動已深入民心，由全城參與勝利巡遊到自己落場擊球皆成為台灣人的集體回憶。因此，面對認受性危機的國府決定挪用這些生活經歷，並納入其民族主義的論述，自此，棒球由殖民者的玩意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國球。那些小學生的勝利、失利團結了外省與本省人。當時的評論簡單總結少棒的影響：「棒球隊的表現，對於陶鑄國家民族意識是非常有效的途徑。」
民族是近代產物 非自有永有
由此可見，棒球狂熱、民族想像都是特定政治環境的產物。正如解釋民族主義來源的經典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所提到，民族是近代的產物，從不是自有永有。它是建基一個想像出來的政治共同體。自從發明了印刷媒體出現，讓一些散居不同地方的人類開始感覺到共同生活經驗，從而逐漸開始想像自己屬於某一個民族。如果將上述故事放在今日的香港公共討論，我們不禁要問什麼是「香港民族」、「天然獨」？從網絡到報刊，愈來愈多評論、研究強調香港民族的歷史源遠悠長。同一個平行時空，我們卻嘲笑同樣有黃皮膚與黑頭髮的Minions是否屬於中華民族，反過來自相矛盾地拆解自有永有、不證自明的民族神話。也許公共討論不應該受制政治正確的考量，但是我們應否以嚴謹認真、始終如一的態度看待這些後天而成的民族神話？
文：鄧啟怡
圖：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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