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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鉛來鉛去，公屋鉛水風波發生近一年，政府終於公開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的獨立調查報告，確認「鉛兇」是使用含鉛焊料。報告狠批今次鉛禍是水務署丶房屋署丶房委會丶承建商的「集體失職」，出事後各方還推卸責任，最終令居民受害至深。結果要發展局長陳茂波丶運房局長張炳良丶水務署長林天星丶房屋署長應耀康逐一道歉，唯獨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堅稱鉛水事件是制度缺失，拒絕道歉，「看不到有任何一位同事要為此負上個人責任」。
「一人之下」的政務司長當然是政治人物。對於政治人物，因為她掌有權力，她將決定一個社會的走向，所以我們這些可能被她決定了命運的人，最殷切的期望不是什麼，只希望你這個權力在手的人，有審時度勢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承擔責任的勇氣。你必須知道什麼叫時勢，你必須知道如何作判斷，你必須知道怎樣去承擔責任，不然的話，你再「打得」丶「年少激情參與社運反建制」丶「官到無求膽自大」都好，你如此這般的迷信自己、崇拜權力，拜託，你還是提早退休，歸園田居，不要從政好了！
政治人物究竟是政治家還是政客？這真是個不易解答的問題。政治家不會只看見民氣和民怨，他同時也應看見民氣和民怨後面的人的生活處境，看見人的生活處境中有血有肉的愛和怕。在鉛水事件裏頭，政治家不應只看到「政府的面子攸關」，他同時要看到「政府的面子攸關」下面的「人」，因為信錯政府，受鉛水所害的無可奈何和悲傷。
「跟君王論的距離」
我們都說，這個社會，需要的是有素養的政治家，不是充滿了利慾薰心的政客。但如何區別政治家和政客呢？政治家跟政客之間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我叫它做「跟君王論的距離」。《君王論》是本人人聽過，但不宜人人該讀的書。作者馬基維利（Machiavelli）是個活在十五六世紀的意大利官員。在他從政期間，國家分裂，攻伐不斷，他被迫避居鄉野，生活頗為清苦。他一面讀書寫字，一面念念不忘復官之事。而《君王論》其實是他想重回政壇的「求職自薦信」。
在「求職信」中，馬基維利並沒有提供一套完整的哲學思想；相反，他以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的角度，先將政治中的「道德」除掉。「某些狀似德性的東西，如果君主身體力行，那就成了他的劫數；有些狀似邪惡的品質，如果君主身體力行，反而會帶來安全和安寧」。政治於這位「政治道德殺手」而言，只要能獲取權力、鞏固權力，任何手段都可以斟酌。所謂的政治原則，都是工具理性，只有審時度勢的利弊權衡。你要維持權位，就必須隨時按現實形勢的不同，利用人性中一切惡劣或優良的成分，達至目的。至於在從政中，道德可用則用，不可用則去之，反而堅持以道德來自我評估的政治人，將是十分危險。
「與其受愛戴，不如被懼怕」、「若發現對自己不利，就不能也不應該信守諾言」、「他人既不對你守信，你也不需要守信於人」、「若有必要，不妨使惡」，這些都是《君王論》說的。它像是個幽靈，在過去5個世紀一直在政治人的抽屜最底處，蠢蠢欲動。難怪有評論認為，自《君王論》面世以來，西方的政治學便捱了這致命的一刀，其傷口永難癒合。不過，正因危險，它才吸引。
它的「惡」，偏偏又最吸引那些相信「人性本惡」的問責高官。或許林鄭月娥有所不知，她的拒絕道歉、拒絕問責、拒絕道德，正在滿身傷口的香港政治生態，送多一口unhealed wound。
「一人之下」的政務司長當然是政治人物。對於政治人物，因為她掌有權力，她將決定一個社會的走向，所以我們這些可能被她決定了命運的人，最殷切的期望不是什麼，只希望你這個權力在手的人，有審時度勢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承擔責任的勇氣。你必須知道什麼叫時勢，你必須知道如何作判斷，你必須知道怎樣去承擔責任，不然的話，你再「打得」丶「年少激情參與社運反建制」丶「官到無求膽自大」都好，你如此這般的迷信自己、崇拜權力，拜託，你還是提早退休，歸園田居，不要從政好了！
政治人物究竟是政治家還是政客？這真是個不易解答的問題。政治家不會只看見民氣和民怨，他同時也應看見民氣和民怨後面的人的生活處境，看見人的生活處境中有血有肉的愛和怕。在鉛水事件裏頭，政治家不應只看到「政府的面子攸關」，他同時要看到「政府的面子攸關」下面的「人」，因為信錯政府，受鉛水所害的無可奈何和悲傷。
「跟君王論的距離」
我們都說，這個社會，需要的是有素養的政治家，不是充滿了利慾薰心的政客。但如何區別政治家和政客呢？政治家跟政客之間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差別。這個差別，我叫它做「跟君王論的距離」。《君王論》是本人人聽過，但不宜人人該讀的書。作者馬基維利（Machiavelli）是個活在十五六世紀的意大利官員。在他從政期間，國家分裂，攻伐不斷，他被迫避居鄉野，生活頗為清苦。他一面讀書寫字，一面念念不忘復官之事。而《君王論》其實是他想重回政壇的「求職自薦信」。
在「求職信」中，馬基維利並沒有提供一套完整的哲學思想；相反，他以一個政治現實主義者的角度，先將政治中的「道德」除掉。「某些狀似德性的東西，如果君主身體力行，那就成了他的劫數；有些狀似邪惡的品質，如果君主身體力行，反而會帶來安全和安寧」。政治於這位「政治道德殺手」而言，只要能獲取權力、鞏固權力，任何手段都可以斟酌。所謂的政治原則，都是工具理性，只有審時度勢的利弊權衡。你要維持權位，就必須隨時按現實形勢的不同，利用人性中一切惡劣或優良的成分，達至目的。至於在從政中，道德可用則用，不可用則去之，反而堅持以道德來自我評估的政治人，將是十分危險。
「與其受愛戴，不如被懼怕」、「若發現對自己不利，就不能也不應該信守諾言」、「他人既不對你守信，你也不需要守信於人」、「若有必要，不妨使惡」，這些都是《君王論》說的。它像是個幽靈，在過去5個世紀一直在政治人的抽屜最底處，蠢蠢欲動。難怪有評論認為，自《君王論》面世以來，西方的政治學便捱了這致命的一刀，其傷口永難癒合。不過，正因危險，它才吸引。
它的「惡」，偏偏又最吸引那些相信「人性本惡」的問責高官。或許林鄭月娥有所不知，她的拒絕道歉、拒絕問責、拒絕道德，正在滿身傷口的香港政治生態，送多一口unhealed w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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