瑋康：基本收入與激進福利

【明報文章】6月5日瑞士公投方案，是否容許政府每月以派錢方式處理國民「基本收入」。換言之，不管國民是否工作，也可以從政府拿取每月約2萬港元的「最低收入保障」。公投最後以大比數否決方案。相信這個公投結果，令很多人難以置信，因為這麼「着數」的政策，去哪裏找？但事實卻是，瑞士國民在很多議題都很保守，例如削減工時、降低退休年齡、婦女產假等議題在數次公投都遭國民否決。然而，今次公投「基本收入」方案在歐洲各國引起廣泛討論，是因為在芬蘭、荷蘭已有計劃試行這種所謂「激進福利」的派錢政策，大約每月700歐元，其後政府檢討成效。這種屬於自由右派的「激進福利」政策，在自由左派風行的歐洲，竟然開始有一席位，其中的理由值得深思。


派錢的效益比政府補貼更好

其中顯而易見的理由是，派錢的效益遠比政府執行各項目補貼更好。一般政府執行福利政策，都會從市民生活所需的項目入手處理。例如市民住屋，政府修建公屋，然後以非常廉價租予低收入市民；或者實行交通津貼，幫助居住偏遠的市民，在市中心上班。但要實行這些政策所使用的人力物力，殊不輕易。例如政府修建的公屋，很多時地區偏遠，不方便市民上班上學；要定義怎樣才有資格入住公屋，便很大可能要花上幾年，才可達至社會共識；怎樣才算離市中心偏遠，又要花上數年定義。縱使成功定義，政府又要聘請大批人手，處理填表、審批、撥款事宜。而且政府選擇的津貼方式，往往不是最方便使用者。例如老人交通津貼，香港政府會按老人八達通使用公共交通的種類，支付營運公司津貼；但事實上有老人可能沒有八達通，所以雖有名目，卻不能使老人受惠。


再者，低收入市民申請政府的補助，經常都要花上幾個月以至數年時間。但遠水不能救近火，這些補助還是不能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雖然政府有好目的，但其方法卻導致官僚體系膨脹，增加政府行政開支，行政效率非常低。如果要簡化行政程序，可行的方法是把所有項目補貼化為金額數目，然後直接派錢給市民，由市民自行運用這筆錢租住什麼地區房屋、用什麼交通工具出入。按這種方法，政府根本不用聘請龐大隊伍處理津貼，只需與銀行合作，由此大大減省政府人手開支。市民也可以按自己實際需要，使用這筆「基本收入」。


項目津貼未能貫徹選擇自由

這種「由市民自行決定使用補助」的想法，便通往自由經濟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個體選擇自由。其實其中的道理不難明白。有哪一個人或機構，會比自己更了解自己的生活所需？政府設立不同名目補貼，都是決定了我只可以在這個項目使用這筆錢，而不可以在另一個項目使用。但每個人的用錢方式不一。例如我不重視居住條件，環境差一點都可以，但我重視交通時間，於是我想省下租金而買一輛私家車上班。但政府就像父母一樣，督促心態不成熟的子女如何花錢。政府似乎比我更了解自己，但又沒有問我意願，而直接決定我怎樣用錢。所以政府實行項目津貼的福利，其實都是未能貫徹個體選擇自由的表現。如果政府直接派「基本收入」，個體便可以完全按意願使用。


當然，很多人對政府派「基本收入」的第一個反應，便是「養懶人」。因為既然政府支付基本收入，很多人便會躲在家中不工作。固然任何社會一定會有這類所謂的「懶人」，但有更大比例的人並不滿足於獲得基本收入，想過一些更富裕、更舒適的生活。顧名思義，「基本收入」只是維持基本生活，不可能支持富裕生活；想要更好生活的人便一定要找高收入工作。所以政府派「基本收入」，已使市民的基本生活無後顧之憂，市民便可進一步追求、爭取他們的富裕生活。由此更進一步體現個人自主、追求理想生活的自由主義理念。


歐洲各國實行的自由左派福利雖好，但其官僚體系的臃腫、行政效率之低都是世界聞名。但要改革這種官僚體系，各國元首都盡量避而不談。但如果今次芬蘭、荷蘭能成功推行上述的「激進福利」，歐洲的官僚體系改革便有新的希望，現代文化便有進一步修正的可能。


作者是旅德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