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對社會主義的懷疑，令陳一陽獲平反後不再說話，連在平反大會上每個人都上台慷慨激昂發言的時候，他也一聲不吭。在平反「李一哲」的文件中，獨缺他的發言。這長達30年的緘默，直到2008年的最後一天才打破。陳一陽就像一個面壁苦修的信徒，突然領悟，認為社會主義可以走一條新的道路，文革應該「大而化之」，中國的未來最終也超越黨派宗教，走向大同。
明報記者 劉利 廣州報道
文革後首度接受傳媒採訪，陳一陽對本報稱，在漫長而苦思的沉默過程中，他從書本中尋找慰藉，卻發現中共與西方基督教的發展驚人地相似，「基督教曾受羅馬帝國壓迫，成為國教後，有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鎮壓了很多異端，伽利略、布魯諾不都受過火刑嗎？然後經過宗教改革，煥發新生，繼而影響整個世界。中國共產黨也曾被打壓，後來也建立了政權，也對外出過兵，也鎮壓異端，文革也出現了如同宗教裁判所的現象」。
稱中共與基督教發展驚人相似
陳一陽稱，他的重新「出山」，則是因一位舊日患癌好友在在病榻上苦勸他發揮「餘熱」，才鬼使神差地令他從「宗教式的自我修行」中走了出來。「前年是『李一哲大字報』40周年，在雲台花園有個李正天畫展討論會，我公開回應為何沉默30年。有人對我沉默不理解，我說只要說3個字你就明白了。」結果陳一陽說了「華子良」這個名字，問的人就不再出聲了。華子良是內地著名小說《紅岩》中的英雄之一，他在獄中曾裝瘋賣傻，從此就成了扮傻的代名詞。
陳一陽生於國民黨元老家庭，父親陳適曾協助蔣介石創辦黃埔軍校，與周恩來共過事，這種身分讓他在文革中猶如背負沉重十字架，喘不過氣，所以他對遇羅克當年寫《出身論》很有感觸，「我也想寫，卻讓他搶先了」。
對於文革，陳一陽認為就像大拆遷，殘酷而血腥，「把整個中國變成宗教裁判所，動不動就是反革命，今天批人家，明天就被人家批；誰都可以成為你的法官，誰都可以成為你的罪人，朝不保夕，那時很恐怖」。
上山下鄉時，陳一陽所在生產隊書記到侄子的糧倉檢查工作，剛好侄子嫌掛的毛澤東像太殘舊，取下來搓成一團扔到角落，書記當晚就把侄子抓起來批鬥，「農村批鬥沒什麼政策可言，就是一頓毒打，打得好慘呀」。
否定階級鬥爭 認同文革影響力
文革中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及思想改造，令陳一陽深惡痛絕，但是他又認為，文革是中國百多年來能反過來影響世界的大事，太平天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甚至民國數十年，都沒文革那麼大的影響力，「當時歐美有很多左派，其實就是毛派。日本也有學毛思想研究會，還有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余英時反對文革，擔心中國出現新納粹運動；但他也說過，朋友都以沒到中國看到這場學生運動為憾，這話就很有分量」。
所以「文革肯定有合理的內涵」，陳一陽說，彷彿看到了青年毛澤東身上那種久違的陽剛之氣，「『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這是何等的氣魄和情懷呀！」而早請示、晚匯報，也是宗教化的表現，「基督教也是這樣，但毛澤東把這些放大了，極端化了，這就要警惕」。
「中國一黨執政是合理的」
對於社會主義，陳一陽認為「中共背負着沉重的歷史包袱，在尋求一條新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問題是能否揚棄過去不合理的體系？」陳一陽說到這，引述《共產黨宣言》中「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句話指，社會有不同的人、存在相對的不公平都是正常現象，將這變成實現個人自由、社會共和、世界大同，才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精神。
這種思考猶如當年大字報的續篇，陳一陽興奮地描述着自己心中的烏托邦，說中國一黨執政是合理的，比起君主制度的血緣關係，黨主制度較為民主，只要領導人推選方式健全，解決程序問題就好辦；同時還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係，「最理想是『聖人之治』，中央領導並不一定是一個人，共產黨豐富的政黨基因應可以走向聖人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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