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曾經在上海風雲一時的「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已經85歲了，仍每日看書讀報、關心時政。朱永嘉認為，中國「逢五逢十」紀念的都是歌功頌德的多，失敗的歷史事件如文革也應該紀念。他強調，他不贊成以反思文革來抹黑毛澤東、抹黑共產黨，認為反思是為「贏得更大的勝利」。
明報記者 林迎 上海報道
曾助姚文元寫《評海瑞罷官》
原本是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的朱永嘉，因為參加「中蘇共論戰」獲《解放日報》編委姚文元賞識，協助姚寫著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來加入上海市委寫作組成為負責人，是文革中上海市委重要「文膽」。粉碎「四人幫」以後，朱永嘉一度想在上海「頑抗」，喊出「再造一個巴黎公社」的口號，最終以「參與武裝叛亂」罪名被捕，至1990年保外就醫。他出獄後一直從事歷史研究，不時在網上發文，2014年在香港出版《巳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
記者訪問朱永嘉時，他堆滿書報的枱面上放有一份上海《文匯報》，全文刊載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旁邊放着一本已經快被他翻爛的馬克思《資本論》繁體中文版。記者問他為什麼要讀《資本論》？朱永嘉笑說，研究哲學和社會科學，最終要回歸到《資本論》，「其他都是資本主義學說」。
「避免重蹈覆轍 爭取社會主義勝利」
朱永嘉認為，現在中國「逢五、逢十、逢百」舉行的紀念活動多是歌功頌德，但失敗的歷史事件如文革也值得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紀念失敗，也許比紀念勝利更有價值，因為這些教訓是用鮮血換來的，它能指導我們如何避免重蹈覆轍，爭取更大的勝利」。他解釋，所謂「勝利」是指「社會主義的勝利」。他至今認為，文革是一場社會主義的實驗，失敗的原因有毛澤東的非理性因素，也有運動的失控，例如鬥走資派時擴大化，奪權風暴造成各地派系惡鬥，但在中共「九大」後已經停止，「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文革到1969年已經結束了，後面的階段是恢復生產秩序」。
不屑自由派學者 批評意識形態工作
「當然，如何紀念和反思也有一個界限，」朱永嘉話鋒一轉，「我與那些所謂的『公知』們不同，他們是藉紀念和反思文革來抹黑中國共產黨，抹黑毛澤東，從而動搖社會主義中國的基礎。」朱永嘉對自由派學者都非常不屑，稱他們是「幾隻蒼蠅嗡嗡叫」、「烏龜王八」，認為他們不成氣候。
與此同時，朱對現時的宣傳、意識形態工作也非常不滿，認為靠官員去管意識形態是「靠一層層壓迫的方式」，管的人應該自己首先要懂理論，「以前張春橋懂，陳伯達也懂，他們也寫文章，雖然他們水平高低不一樣。毛澤東最後把關，他自己也寫文章」。他建議應該從知識分子中去找研究意識形態的人，請他們來負責這方面工作。記者問「就像你這樣？」他點頭，又說「現在還是有這樣的人，但是要去找」。
「前30年和後30年不能互相否定，這是我在2011年最先提出來的。」朱永嘉說，他當時就發表過一篇網誌，指中共建政前後30年各有優缺點，前30年為後30年打下基礎，後30年也有其先進之處，「如果沒有1972年中美關係改善，哪有什麼改革開放啊？」至於後30年，他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它能夠調動積極性，也把個人主義帶動起來了，但是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沒有變」。朱永嘉覺得，習近平是在一步步向正確的方向走，而他本人能夠寫寫文章、有人看到就足夠了，「我在歷史中的作用，反正是非常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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