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中國外交卻屢建奇功,不僅恢復了聯合國的席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前後,各國掀起與中國建交熱潮。研究外交史的北京大國國際關係學院牛軍教授分析,軍權、外交權是毛澤東最重視的兩大權力,因此及早糾正了造反派的錯誤,讓外交工作得以正常開展。
中蘇論戰 奠文革理論基礎
牛軍指出,1963至1965年的中蘇論戰為文化大革命在國內奠定理論基礎,毛澤東親自主持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文章,即「九評」,當中最後一篇標誌了毛澤東極端思想的形成,包括要清除修正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幹部要與工農一同勞動等,正是後來文革中的理論。
此後,1965年蘇聯增兵邊境,衝突不斷,至1968年蘇聯在「布拉格之春」後入侵捷克,給中國震動很大,中共認為蘇聯國家性質已經改變,變成「社會帝國主義」,是新的世界大戰策源地,自己安全受威脅,認為要建立反蘇聯盟,給中美、中日關係改善帶來機會。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有見及此,即向美國總統尼克遜匯報。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震驚世界,各國知道美國要轉軚,有60多個國家在1970年代前期先後與北京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更經由1971年的「兩阿(以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為首的23國)提案」恢復在聯合國席位。
文革早期,不少大使被召回國參加運動,使領館在當地宣傳毛澤東思想、造反奪權,在其他國家眼中是「煽動顛覆」,十分惹人反感。1967年武漢發生「7.20」事件,同年8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鼓動紅衛兵到外交部奪權,同年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毛澤東因「7.20」事件而處理王力、關鋒,也深感外交系統不可失控,否則可能招致戰爭,從而禁止造反派奪權。牛軍認為,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幸運」。
新聞類別
中國
詳情#
留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