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慶利﹕依法治警考驗「中國夢」

【明報文章】歷史將會牢記發生於2016年5月的雷洋事件，就像記住發生在2003年3月的孫志剛事件一樣。這兩個年輕人，一個27歲，一個29歲，正是風華正茂、本可以大展宏圖的年齡，卻還沒來得及反哺父母、回報社會，就在一次警察執法的過程中被「意外」死亡。


從孫志剛到雷洋 折射邁向法治的艱難

當年官方公布的孫志剛的最初死因也是「心臟病」。後來經過記者調查，真相才得以曝光。孫志剛的墓誌銘中有這樣的沉痛話語：「逝者已逝，眾惡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廟堂者與處江湖者，當以此為鑑，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無使天下善良百姓，徒為魚肉。」13年彈指一揮間，然而中國社會是否真的從孫志剛事件中汲取了足夠的教訓，中國社會各界尤其是「居廟堂者」果真能牢記普通百姓的「生命之重」、「人權之重」和「法治之重」，不使其「徒為魚肉」了呢？從孫志剛事件到雷洋事件，折射出的是當代中國邁向法治社會的艱難曲折。


與孫志剛相比，雷洋雖然多了些「中產階級」、「名牌高校畢業生」之類的光環，卻同樣命如草芥。而且因為涉嫌嫖娼，在很多人眼裏甚至還不像當年的孫志剛那樣「無辜」。然而即使雷洋真的嫖娼在先，卻絕不至於罪當至死。况且所謂的「嫖客」既非殺人放火的兇徒，也與那些入室搶劫、盜竊他人財物的犯罪行為有顯著不同。嫖娼與否畢竟只屬於公民的個人私德範疇，並沒有對他人和社會構成侵犯和危害，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絕不能輕易暴力相向，更不能置人於死地。皇權時代的古人尚且有「人命關天」的樸素理念，現代法治時代的國家公民在被執法過程中非正常地死亡，怎麼可能輕易就以「心臟病」搪塞過去？孫志剛案早已大白於天下，雷洋案也必將如此。


「權力的傲慢」是社會毒瘤

警察的天職乃是守護法律尊嚴，他們本身甚至被視為法律的化身。如果警察知法犯法，為非作歹，甚至草菅人命，由此造成的社會危害則最大最深，其惡劣影響也不可估量。倘若一個社會的官員、軍人和警察都不能起到遵紀守法的示範作用，那麼整個社會必然陷入違法犯法的惡性循環。此種「權力的傲慢」不僅是法治的最大阻障，也是早就該被徹底剷除的社會毒瘤。筆者欣喜地看到，新一屆政府主政以來，一方面積極倡導「中國夢」的宏偉目標，另一方面又反覆宣示「依法治國」的決心和意志。這兩者其實既相輔相成又互為表裏：「中國夢」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依法治國之「夢」，而依法治國又是實現「中國夢」的堅強保障。依照習近平主席的論述，「中國夢」不僅是「宏大敘事」的國家夢，也是「具體而微」的個人夢；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也與「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息息相通」。個人層面的「中國夢」，其核心目標就是要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正如習主席所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我們的奮鬥目標。」而自由和諧的美好生活，首要前提則是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及合法權利得到切實保障，公權力依法得到有效遏制，被徹底「關進籠子裏」。


公安政法領域改革裹足不前

就當代中國而言，依法治國的關鍵離不開「依法治官」、「依法治軍」與「依法治警」，這「三駕馬車」少了其中的任何一個，「依法治國」都將化為泡影。令人欣慰的是，新一屆政府在強力推行反腐措施的同時，自去年以來又非常高效地啟動了新一輪軍改，可以說在「依法治官」、「依法治軍」方面已邁出了實質的步伐。但相對而言，公安政法領域的改革卻顯得有些裹足不前。實際上警察隊伍和公安政法系統暴露的問題已經有目共睹，像周永康這類「政法大老虎」的出現，就充分說明問題已嚴重到何種程度。當然這不僅僅是警察內部的問題，還與行政權力過於依賴警察擁有的暴力手段，並造成警力的濫用和警察的不當執法息息相關。在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警察面前，處於弱勢的普通百姓往往只能俯首聽命，此種「立竿見影」的執法效果，常常令大小行政官員們像吸食鴉片一樣沉醉其中，但由此導致的後患卻是無窮的。新一屆政府若能充分利用這次雷洋事件和此前魏則西等事件顯示出的民意與民情，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對警察隊伍和公安政法系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從而讓普通百姓能像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那樣，真正從警察執法過程中感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並讓依法治國的「三駕馬車」齊頭並進，那麼「法治中國」的夢想或許真的離我們不遠了。


向違背法治的倒行逆施說不

而有着美好生活嚮往之「中國夢」的廣大百姓，如果想避免在暗夜中不明不白地「被嫖娼」或「被心臟病」而死，就應該在陽光之下大聲地說出對正義和真相的渴望，同時切實增強法律意識，從自身做起，既遵紀守法又能理直氣壯地向人世間的一切邪惡，向一切違背法治中國的倒行逆施勇敢地說不。要知道廣大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對法治中國的呼喚，恰恰是對主政者推進改革的最有力支持。如此一來，政府和民間、社會輿論與執政當局也能形成良性而積極的互動。誠如是，又是對含冤而逝的年輕人最好的告慰。


作者是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