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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呂大樂教授先前撰文，慨嘆不同世代的政治人物均熱中「個人化，搞小組織，要組織先於意識形態和政治主張」，筆者對此非常認同。近日翻看數位著名香港研究學者十數年前的學術文章，驚訝的不是香港政局時移世易，反而是當時當日的論點，依然能夠協助我們思考梳理現今政治現象，尤其是呂教授對現今政治現象的慨嘆。
劉兆佳及關信基早在2000年的文章中指出（註），在香港的社經政環境中，持份者間的政治裂隙（political cleavage）往往比其他非政治的裂隙來得重要，不同政黨亦依賴它們於政治裂隙的取態與其他政黨作出區分。在他們的分析框架中，回歸前後的三大主要政治裂隙為對北京孆丰〞澈H任、民主發展步伐快慢及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從而亦衍生出「親北京」、「民主派」及「保皇黨」等政治標籤。
政黨「成立時刻」賦予黨格
兩位學者亦認為，各個政黨的「成立時刻」（foundation moment），是位於對港人對香港政治前途最不安的的歷史時期，這段時間上述的政治裂隙完全掩蓋其他社經矛盾及議題。當1997年政權順利過渡，加上金融風暴來襲，大眾焦點即由政治轉向經濟；但主要政黨受限於其「成立時刻」所賦予的重政治、輕社經的黨格，加上欠缺資源發展社經政綱，黨內成員社經立場不一及商界政治影響力過大，使它們無法回應選民的就社會及經濟所提的新類型訴求。
而且，在持續政治不安的氛圍下，選民期望政黨能好好監察行政主導且權力過大的香港政府，亦因此難以接受在政治立場上投機主義氣味濃厚的政黨。以上選民對政黨的要求及期望，促使後者在政治博弈過程中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它們的定位盡量貼近在「成立時刻」時的政治立場，亦避免在新冒起的社經議題上大展拳腳從而減少政治失誤的機會。
在16年後的香港，劉關兩位學者的論點依然沒有過時：三大政治裂隙依然屹立於香港政局之中，而且因應近年一連串政治抗爭衝突及憲政決定得以深化。人大「8．31決定」及政改失敗，意味政權對香港社會的普選承諾又一次落空，使香港在面對全球經濟危機及區域競爭時，亦同時身陷內部因政治期望失落所引發的政治鬥爭之中，進退失據。如果說十數年前社經議題已經成為選民主要訴求，對現在的選民來說，即使政治議題並沒有完全取代眼前的社經難題，兩者亦至少同等重要，難以視若無睹避而不談。
政治抗爭與政改失敗是不少新政黨或議政組織的「成立時刻」，而這些新成立的組織同樣地需要以回應三大政治裂隙為自己進行定位，因此新舊組織政治立場整體上大同小異。香港政局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重大政治矛盾既然依然存在或邁向惡化邊緣，新舊政黨繼續沿用重政治、輕社經的選舉方針就毫不出奇。當政黨對未來政局發展愈失去希望，它們「反北京」及「反政府」的立場就愈見堅定，並且在「如何反」的問題上向群眾再作自我細分：溫和與激進、抗爭與談判、建制內與建制外。在如斯格局下，經濟立場是左是右、福利還是低稅，這些社經分野對新舊政黨來說通通毫不重要。
註：Lau, S. K. and Kuan, H. C.（2000）. "Partial Democratization, 'Foundation Mo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705-720.
（二之一）
作者是民主思路研究員
劉兆佳及關信基早在2000年的文章中指出（註），在香港的社經政環境中，持份者間的政治裂隙（political cleavage）往往比其他非政治的裂隙來得重要，不同政黨亦依賴它們於政治裂隙的取態與其他政黨作出區分。在他們的分析框架中，回歸前後的三大主要政治裂隙為對北京孆丰〞澈H任、民主發展步伐快慢及對香港政府的信任，從而亦衍生出「親北京」、「民主派」及「保皇黨」等政治標籤。
政黨「成立時刻」賦予黨格
兩位學者亦認為，各個政黨的「成立時刻」（foundation moment），是位於對港人對香港政治前途最不安的的歷史時期，這段時間上述的政治裂隙完全掩蓋其他社經矛盾及議題。當1997年政權順利過渡，加上金融風暴來襲，大眾焦點即由政治轉向經濟；但主要政黨受限於其「成立時刻」所賦予的重政治、輕社經的黨格，加上欠缺資源發展社經政綱，黨內成員社經立場不一及商界政治影響力過大，使它們無法回應選民的就社會及經濟所提的新類型訴求。
而且，在持續政治不安的氛圍下，選民期望政黨能好好監察行政主導且權力過大的香港政府，亦因此難以接受在政治立場上投機主義氣味濃厚的政黨。以上選民對政黨的要求及期望，促使後者在政治博弈過程中採取相對保守的策略：它們的定位盡量貼近在「成立時刻」時的政治立場，亦避免在新冒起的社經議題上大展拳腳從而減少政治失誤的機會。
在16年後的香港，劉關兩位學者的論點依然沒有過時：三大政治裂隙依然屹立於香港政局之中，而且因應近年一連串政治抗爭衝突及憲政決定得以深化。人大「8．31決定」及政改失敗，意味政權對香港社會的普選承諾又一次落空，使香港在面對全球經濟危機及區域競爭時，亦同時身陷內部因政治期望失落所引發的政治鬥爭之中，進退失據。如果說十數年前社經議題已經成為選民主要訴求，對現在的選民來說，即使政治議題並沒有完全取代眼前的社經難題，兩者亦至少同等重要，難以視若無睹避而不談。
政治抗爭與政改失敗是不少新政黨或議政組織的「成立時刻」，而這些新成立的組織同樣地需要以回應三大政治裂隙為自己進行定位，因此新舊組織政治立場整體上大同小異。香港政局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重大政治矛盾既然依然存在或邁向惡化邊緣，新舊政黨繼續沿用重政治、輕社經的選舉方針就毫不出奇。當政黨對未來政局發展愈失去希望，它們「反北京」及「反政府」的立場就愈見堅定，並且在「如何反」的問題上向群眾再作自我細分：溫和與激進、抗爭與談判、建制內與建制外。在如斯格局下，經濟立場是左是右、福利還是低稅，這些社經分野對新舊政黨來說通通毫不重要。
註：Lau, S. K. and Kuan, H. C.（2000）. "Partial Democratization, 'Foundation Mo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705-720.
（二之一）
作者是民主思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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