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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好幾年前,大專學界已經開始討論,支聯會六四燭光晚會行禮如儀、販賣悲情,學界應當思考是否還有去的價值。隨着本土思潮崛起,大專院校學生會相繼宣布退出維園集會,另起爐灶。兩者本無衝突,無論秉持哪一種政治或歷史主張,都否定不了27年前的今日,香港有過歷史上最大型的遊行,過百萬人冒着風雨上街聲援北京的民主運動;還有八九民運期間的香港民眾積極投入、當年香港支援八九民運的活動,以及六四屠城後的港人所滋生的恐共情緒。
在困頓的時代裏,我們都渴望改變。誠然,支聯會未有回應時代,未有回應與1989年相去甚遠的中港關係,27年後的我們,是否仍要在台上高呼一樣的口號?集會的鋪排過於僵化,是否應該加入更多反思當下香港民主進程的願景?除了晚會以外,每年六四前後在香港一直缺乏深而廣的民間討論,正正反映這種「行禮如儀」的怠惰。中港之間的博弈從未止息,八九民運更是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捩點。以屠城之後發生的事情為例:1989年6月5日,70名聲稱來港探親的「神秘漢子」從深圳來港,當中的15人,6月7日的凌晨於油麻地發動「碧街事變」,令當日支聯會號召的150萬人大遊行,因安全理由而即時取消。難道這些與八九民運,以及香港民主運動有着深刻影響的歷史,不值得我們的銘記與反思?
即使「建設民主中國」是一種策略,大於一種必然責任,也有人會視「建設民主中國」為促進香港民主的一個手段,因為兩地的民主化一直互為影響。面對地緣政治的現實,我不希望止於悼念,更要省思歷史推進民間討論,嘗試在雨傘運動以後找尋未來抗爭路向,促進不同路線和陣營的相互理解。為民主運動注入新力量,也是一種薪火相傳。
我們都渴望變革,以致間中會失掉分寸。學生「行禮如儀」的指摘似乎忽視了,悼念與抗爭一樣,不僅是儀式,還是香港人的共同社會經驗。我們不能夠輕易祭出「政治現實」,推說任何行動已無法做到任何影響,就單純將悼念說成「沒用」。否則有這種想法的人,在中共所謂「天朝暴政」之中,又何必抗爭?
身為有良知的人,定必譴責不仁暴政。我們認清「政治現實」,不等於我們要屈從於政治現實。悼念就是眾人同在、眾志同在;從傷痛中站起來,不忘傷痛但勇敢向前。
在困頓的時代裏,我們都渴望改變。誠然,支聯會未有回應時代,未有回應與1989年相去甚遠的中港關係,27年後的我們,是否仍要在台上高呼一樣的口號?集會的鋪排過於僵化,是否應該加入更多反思當下香港民主進程的願景?除了晚會以外,每年六四前後在香港一直缺乏深而廣的民間討論,正正反映這種「行禮如儀」的怠惰。中港之間的博弈從未止息,八九民運更是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捩點。以屠城之後發生的事情為例:1989年6月5日,70名聲稱來港探親的「神秘漢子」從深圳來港,當中的15人,6月7日的凌晨於油麻地發動「碧街事變」,令當日支聯會號召的150萬人大遊行,因安全理由而即時取消。難道這些與八九民運,以及香港民主運動有着深刻影響的歷史,不值得我們的銘記與反思?
即使「建設民主中國」是一種策略,大於一種必然責任,也有人會視「建設民主中國」為促進香港民主的一個手段,因為兩地的民主化一直互為影響。面對地緣政治的現實,我不希望止於悼念,更要省思歷史推進民間討論,嘗試在雨傘運動以後找尋未來抗爭路向,促進不同路線和陣營的相互理解。為民主運動注入新力量,也是一種薪火相傳。
我們都渴望變革,以致間中會失掉分寸。學生「行禮如儀」的指摘似乎忽視了,悼念與抗爭一樣,不僅是儀式,還是香港人的共同社會經驗。我們不能夠輕易祭出「政治現實」,推說任何行動已無法做到任何影響,就單純將悼念說成「沒用」。否則有這種想法的人,在中共所謂「天朝暴政」之中,又何必抗爭?
身為有良知的人,定必譴責不仁暴政。我們認清「政治現實」,不等於我們要屈從於政治現實。悼念就是眾人同在、眾志同在;從傷痛中站起來,不忘傷痛但勇敢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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