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副刊
詳情#
【明報專訊】方志恒和王慧麟聯同一批中青代泛民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與方其後的解釋和王的長文一道，提出2047年之後香港前途通過「內部自決」的原則實現「自決權」的訴求。
《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該條不涉及主權，但卻適用於經濟與政治制度。換言之在法理上確實存在重新決定香港的經濟政治制度的機會，這也是「2047前途問題」的前提條件。
應當承認，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制定基本法的過程中，絕大部分港人都無法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聲音，更無法讓發聲有效。用今天的標準看，制定的過程是不民主的。強調這個事實的目的，不是為了否定基本法，因為基本法制定時受到當時的社會環境所制約，現在的年輕人不應該無視這種時代的制約而否定基本法的合法性；而是要闡明，現在的社會發展環境已經超越了當時那個時代，香港人有權且應當能夠廣泛、充分地民主參與討論和決定「2047前途問題」。故只要排除港獨的選項，社會各界提出對2047年的想像都是可以理解和值得鼓勵的，也應該充分和自由地討論。
沒否定港獨 或難得到北京認同
但是，我想指出決議文值得商榷的幾處問題。
首先，文章中把「自決」分為「外部自決」和「內部自決」，這相比籠統地談「自決」是一個進步。它主張「內部自決」而非「外部自決」，等於不支持港獨，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決議文沒有明確徹底否定「外部自決」，也沒有明確否定港獨的選項。這可能難以得到北京的認同。
一再強調排除港獨選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因為港獨既不合法（註1）也不可能。即將離開香港的沈旭暉說：「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註2）如果以港獨作為籌碼是港獨派甚至革新派的真正想法，這是危險的，也超過了中國的底線。中國有「反枱離場」的能力，香港卻沒有這個資本。
宗主關係不適用中港之間
其次，解釋文把中國稱呼為「宗主國」，這既不符合實際，且在策略上會增加中國的疑慮。
中文的「宗主關係」（suzerainty）可以指3種情况：第一是殖民地與母國；第二是昔日大帝國中（奧斯曼等），中央政府與關係鬆散的半獨立政權（屬地）之間的關係；第三是「宗藩朝貢體系」中，「宗主」和「藩屬」的關係。
這3種關係都不適用於中國和香港之間。宗藩朝貢關係（如朝鮮等）屬「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自不用說。就算第二類關係，中國也不承認適用於中國。比如很多人認為中國在清朝和民國只擁有對西藏的宗主權，但中國強烈否認。中國更加不可能承認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香港的絕大部分土地（新界）都是租借給英國，到期收回天經地義，原先割讓給英國的香港九龍也通過條約歸還給中國。何來「殖民地」一說呢？根據我的看法，即便是以「母國」來稱呼，中國政府也不會接受，只會將兩者嚴格地定義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不要以為這只是無關痛癢的稱謂之爭。「名正言順」對中國政府而言極為重要。中國政府和藏人流亡政府（達賴喇嘛）之間談判的鴻溝就有兩點屬於「名分之爭」：第一，中國不承認流亡政府；第二，中國不承認西藏在1951年之前是一個「獨立國家」。雙方未解決這兩個問題之前，根本無法進行實質談判。
解釋文中又以奧蘭群島為例，但那同樣不恰當。奧蘭群島是瑞典和芬蘭的爭議領土，在國際聯盟（外部勢力）的保障下才確立為屬於芬蘭且可自治的地位。但香港是無爭議的中國領土。中國對國外勢力的干預也極為敏感。以奧蘭群島為例子，在中國看來，豈不是與黃之鋒主張「香港的前途要在國際舞台上決定」遙相呼應嗎？
「失去自決權」說法的爭議之處
第三，在解釋文和王文中提到：香港人「失去」了自決權，以及英國和中國「剝奪」了香港人的自決權。此說法的爭議之處在於，就算這種自決權是指「內部自決權」，它到底是港人已經享有或應該享有，但是被英國和中國剝奪的呢？還是港人根本從來沒有享有過，或者原先就沒有資格享有的。如果是前者，意味着中國做錯了，應該「撥亂反正」；如果是後者，那麼只能爭取中國賦予這種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分開不是沒有意義的。現在一般認為，公民權利屬於「天賦人權」，是公認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的；而政治權利不是沒有限制的，而且能實現多少取決於各國的實際情况，並沒有公認標準。湯家驊資深大律師最近對此作出過精要的解說（註3）。
正如王指出，英國在1976年聲明公約適用於香港的同時，對自決權作出了保留，已經否認了香港可適用於自決的政治權利。故此，難以說香港「原先」就「應該」擁有這種權利。事實上，在1976年，香港已經被從殖民地名單上除名，香港人也沒有達到可以擁有「內部自決權」的標準（礙於篇幅無法展開），英國在法律上的這種保留在當時並無不妥。之後，中國繼承英國的主張，更沒有不妥之處。
所以，如果方、王等要求香港擁有自決權，並不應修正歷史，而是論證現階段的香港已經有資格且應該享有「內部自決權」，並要求中國「賦予」這種權利。對中國來說，這也是一個名正言順與否的問題。
註1：黎蝸藤，〈從國際法看港獨的不可能〉，4月15日，《明報》
註2：〈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4月24日，《明報》
註3：湯家驊，〈實踐民主所不能忽視的元素〉，5月10日，《端傳媒》
作者是歷史學者
《基本法》第5條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該條不涉及主權，但卻適用於經濟與政治制度。換言之在法理上確實存在重新決定香港的經濟政治制度的機會，這也是「2047前途問題」的前提條件。
應當承認，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制定基本法的過程中，絕大部分港人都無法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聲音，更無法讓發聲有效。用今天的標準看，制定的過程是不民主的。強調這個事實的目的，不是為了否定基本法，因為基本法制定時受到當時的社會環境所制約，現在的年輕人不應該無視這種時代的制約而否定基本法的合法性；而是要闡明，現在的社會發展環境已經超越了當時那個時代，香港人有權且應當能夠廣泛、充分地民主參與討論和決定「2047前途問題」。故只要排除港獨的選項，社會各界提出對2047年的想像都是可以理解和值得鼓勵的，也應該充分和自由地討論。
沒否定港獨 或難得到北京認同
但是，我想指出決議文值得商榷的幾處問題。
首先，文章中把「自決」分為「外部自決」和「內部自決」，這相比籠統地談「自決」是一個進步。它主張「內部自決」而非「外部自決」，等於不支持港獨，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決議文沒有明確徹底否定「外部自決」，也沒有明確否定港獨的選項。這可能難以得到北京的認同。
一再強調排除港獨選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因為港獨既不合法（註1）也不可能。即將離開香港的沈旭暉說：「港獨的可行性都無限接近零……難道本土派不明白？當然不是。即使一個運動達不到本身綱領，卻往往有想像之外的效果。」（註2）如果以港獨作為籌碼是港獨派甚至革新派的真正想法，這是危險的，也超過了中國的底線。中國有「反枱離場」的能力，香港卻沒有這個資本。
宗主關係不適用中港之間
其次，解釋文把中國稱呼為「宗主國」，這既不符合實際，且在策略上會增加中國的疑慮。
中文的「宗主關係」（suzerainty）可以指3種情况：第一是殖民地與母國；第二是昔日大帝國中（奧斯曼等），中央政府與關係鬆散的半獨立政權（屬地）之間的關係；第三是「宗藩朝貢體系」中，「宗主」和「藩屬」的關係。
這3種關係都不適用於中國和香港之間。宗藩朝貢關係（如朝鮮等）屬「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自不用說。就算第二類關係，中國也不承認適用於中國。比如很多人認為中國在清朝和民國只擁有對西藏的宗主權，但中國強烈否認。中國更加不可能承認香港是中國的殖民地。香港的絕大部分土地（新界）都是租借給英國，到期收回天經地義，原先割讓給英國的香港九龍也通過條約歸還給中國。何來「殖民地」一說呢？根據我的看法，即便是以「母國」來稱呼，中國政府也不會接受，只會將兩者嚴格地定義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不要以為這只是無關痛癢的稱謂之爭。「名正言順」對中國政府而言極為重要。中國政府和藏人流亡政府（達賴喇嘛）之間談判的鴻溝就有兩點屬於「名分之爭」：第一，中國不承認流亡政府；第二，中國不承認西藏在1951年之前是一個「獨立國家」。雙方未解決這兩個問題之前，根本無法進行實質談判。
解釋文中又以奧蘭群島為例，但那同樣不恰當。奧蘭群島是瑞典和芬蘭的爭議領土，在國際聯盟（外部勢力）的保障下才確立為屬於芬蘭且可自治的地位。但香港是無爭議的中國領土。中國對國外勢力的干預也極為敏感。以奧蘭群島為例子，在中國看來，豈不是與黃之鋒主張「香港的前途要在國際舞台上決定」遙相呼應嗎？
「失去自決權」說法的爭議之處
第三，在解釋文和王文中提到：香港人「失去」了自決權，以及英國和中國「剝奪」了香港人的自決權。此說法的爭議之處在於，就算這種自決權是指「內部自決權」，它到底是港人已經享有或應該享有，但是被英國和中國剝奪的呢？還是港人根本從來沒有享有過，或者原先就沒有資格享有的。如果是前者，意味着中國做錯了，應該「撥亂反正」；如果是後者，那麼只能爭取中國賦予這種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分開不是沒有意義的。現在一般認為，公民權利屬於「天賦人權」，是公認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的；而政治權利不是沒有限制的，而且能實現多少取決於各國的實際情况，並沒有公認標準。湯家驊資深大律師最近對此作出過精要的解說（註3）。
正如王指出，英國在1976年聲明公約適用於香港的同時，對自決權作出了保留，已經否認了香港可適用於自決的政治權利。故此，難以說香港「原先」就「應該」擁有這種權利。事實上，在1976年，香港已經被從殖民地名單上除名，香港人也沒有達到可以擁有「內部自決權」的標準（礙於篇幅無法展開），英國在法律上的這種保留在當時並無不妥。之後，中國繼承英國的主張，更沒有不妥之處。
所以，如果方、王等要求香港擁有自決權，並不應修正歷史，而是論證現階段的香港已經有資格且應該享有「內部自決權」，並要求中國「賦予」這種權利。對中國來說，這也是一個名正言順與否的問題。
註1：黎蝸藤，〈從國際法看港獨的不可能〉，4月15日，《明報》
註2：〈什麼人訪問什麼人：人生的下半場：另一條跑道〉，4月24日，《明報》
註3：湯家驊，〈實踐民主所不能忽視的元素〉，5月10日，《端傳媒》
作者是歷史學者
留言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