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出席外國記者俱樂部（FCC）的活動，答覆提問時，他以「非常不幸的事（very unfortunate incident）」來形容李波事件。記憶中，這是內地體制官方人士首次對李波事件定性，雖然「事屬不幸」不能解讀為承認錯誤，但是銅鑼灣書店事件歷程諸多不合情理之處，官方以「不幸」來形容，起碼顯示當局不再扭橫折曲，轉向實事求是體待，這種取態使港人的感受好過一點。期望此事起到標竿作用，成為日後處理同類事件的參照。
王振民說事件不幸
官方不再扭橫折曲
包括李波失蹤在內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內地涉港事務官員如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的喬曉陽、李飛等，在北京「兩會」期間答覆記者提問時，最多只說到按「一國兩制」安排和《基本法》規定，內地人員不能在港執法，與特首梁振英首次公開評論此事時，表示跨境執法不能接受，如出一轍，不過，他們都未觸及事件性質。
王振民「事屬不幸」的表述，雖然不能解讀為明示或暗示事件涉及跨境執法，事實上，他答問時表明「不知道所有事實」，但是接着的「非常不幸的事無人想見到，亦無人想這類事件再發生，高興看到李波已回港及重回正常生活」等說法，實際上傳遞着事件到此為止，希望以後不再發生的信息，有繞圈曲筆批評做法不正常、不合理之意。
銅鑼灣書店事件涉及港人最珍視的基本權利，特別是李波突然失蹤，毋須回鄉證而置身內地，會否有內地人員來港跨境執法，變相「綁架」李波到內地，港人對此深切關注、深表憂慮，情况觸動了港人最敏感的神經──基本權利自由是否不保了？事態也引起國際社會關注，觀察着「一國兩制」、《基本法》是否仍然在香港體現和落實。
李波等人突然失蹤，已經使港人忐忑不安，其後他的親筆信、與桂民海相繼在電視鏡頭前的表白等，更使人不寒而慄，因為明明是乖離常理的事，他們被操控的斧鑿痕迹甚為明顯，有人（或當局）把李波等人塑造成為「帶罪在身」、「咎由自取」的人，要港人接受他們的處境正常而且合理，製造施諸李波等人的做法無可挑剔的氛圍。不過，這種刻意操作根本缺乏說服力，做得愈多，港人愈害怕，因為內地發生的一些人突然被帶走，家屬查詢無門，然後被帶走者被控罪名等情况，在本港一幕一幕上演了。港人最害怕的事就在身邊發生，懷疑「一國兩制」是否仍然發揮盾的保護作用。這是回歸第19年以來，港人首次感受到基本權利遭到侵蝕。
銅鑼灣書店事件勾起港人對香港前途最深層的擔憂，這些心結，本來塵封了30多年，現在因為李波等人的遭遇而撩起。事件之中除了桂民海之外，李波等人相繼露面，表面上事件好像解決了，不過，事件涉及的政治整肅實質，反映「一國兩制」已經起了變化。李波回港之後，表明不會繼續經營書店，還呼籲仍在做的人不要再做了，因此，有理由相信他們的遭遇與出版和經營「內地禁書」有關，而且桂民海前景未明，情况與回歸以來港人認知的出版自由，起了變化，即使李波等人安好，「一國兩制」有沒有打折扣，港人自有一把秤來衡量。
處理跨境事務
中央重申原則
無論如何，王振民以事屬不幸形容李波事件，仍應解讀為積極信息，因為造成「不幸」的主體，理應不是李波等人，而是使他們突然失蹤的相關人等。另外，王振民說無人想這類事件再發生，並重申根據《基本法》，只有香港特區政府執法機構才可以在港執法，中央政府會按照「一國兩制」、《基本法》和法治原則，處理跨境事務，王振民這些說法，有經過檢討然後重申政策，規範內地執法機構行使權力的况味。
回顧事件鬧大之後，內地《環球時報》曾經撰文為「強力部門」在港執法護航，公然漠視「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一時間使港人側目；王振民重申中央處理跨境事務的依據和原則，無異於否定了這個說法，一定程度上應可釋除港人疑慮。從這個角度看來，銅鑼灣事件雖然觸及港人信心紅線，出版禁書不再是理所當然的自由，但是事件促使港府、港人與中央驚覺若一些人或部門越軌，「一國兩制」其實很脆弱，《基本法》會形同具文；因此，期望事件起到標竿作用，對往後處理同類事宜成為好先例和好經驗，確保「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這方面不變形、不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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