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過去數月，筆者在本欄不厭其煩地用反（抗）文化、（新）保守主義、鍍金時代等例子代入目前香港的情况，說穿了就是希望進行對立統一 ——推動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以促成對立雙方的統一：反文化是用以說明當權者其實毋須把全部反抗問題當成政治問題，反而應該設法加速反文化被主流吸收的過程；帶出保守主義是為了指出如何突破目前政治兩極化，重新建立穩定社會的主流力量，以推動新一輪的社會及政治改革；鍍金時代的例子則說明了社會的利益既得者須承認鍍金時代的後遺症，以及體系的不合理性所帶來的高昂成本，主動開展改革，迎來往後的進步時代及黃金時代。
「50年不變」不代表排除進步革新
換言之，促成這一輪對立統一的關鍵是進步與革新。這一點對香港尤為重要——「50年不變」恍似是個魔咒，令港人誤以為香港頂多只能維持現狀或只會變得更差，逐步邁向「一國一制」，彷彿並無任何進步革新的可能性。因此一些「有心人」就看準這機會，將這誤解無限放大，在港人心中不斷埋下不信任與恐懼的種子，企圖在2047年前靠此方法輕易地撈取政治本錢。亦因為這錯誤認知，港獨與其他激進主張才會有市場和生存空間。
然而，「50年不變」根本不是指香港不能實行進步革新——誰說實行「一國兩制」就不能與時並進？故此，能最有效令那些誤導性觀點發生「短路」的辦法，就是政府因應時代所需，主動推行一系列的社會變革。由此觀之，目前香港最需要的，已不再是在「對立」中能夠取勝的人，而是能夠創造出「統一」新局的人——本港政壇的世代交替，亦似乎與此轉型及範式轉移的時間暗合。
進步主義運動的啟示
至於如何終結鍍金時代、邁向進步時代，美國的例子同樣值得香港借鑑。在鍍金時代後期的美國，經濟增長伴隨着愈來愈嚴重的貧困、剝削、污染、精神空虛、混亂與腐敗、自由主義理想的落空，可是這些矛盾亦同時造就了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的湧現，推動主導美國一連串改革的進步主義運動，為美國揭開了被稱為「進步時代」的歷史新一頁。
在這場進步主義運動中，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即老羅斯福，任期1901至1909年）扮演着極關鍵的角色。由於前任總統麥金利（McKinley）被刺身亡，令時任副總統的羅斯福，以42歲之齡繼任為總統，成為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但比起作為最年輕的總統更具歷史意義的是，羅斯福雖為信奉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但憑着他的獨特個性與改革政策，成功在保守主義的基礎上結合了進步主義的政策，因而被認為是美國第一位進步保守主義者（progressive conservative），對此他表示：「我一直都相信明智的進步主義及保守主義一直是手牽手地前進。」
羅斯福通過反壟斷法有力地打擊了壟斷集團，制定法律以保護環境、保障勞工利益、維護食品安全，通過協商、妥協和主動發揮政府的作用來改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使美國得以重新恢復活力。這些措施在100年後的今天，在香港也未見得能夠全面施行。因此羅斯福不僅是美國進步時代的領導者，更是現代美國的締造者。
以進步革新為未來30年定調
由老羅斯福所主導的進步主義運動對香港別具深意：由於特區政府需要維護「一國兩制」及國家利益，而香港又沒有執政黨，所以本質上特區政府必然是一個須踐行保守主義的政府。不過羅斯福的進步保守主義讓我們認識到，進步與保守主義可並行而不相悖，使進步保守主義作為一種獨特的意識形態得以行之有效——這意味着特區政府要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有效的改革，並非不可能。歷史亦顯示，美國進步時代一直延續到黃金時代（1922至1929年）。這段時期共和黨長期執政，在36年間主政了28年，直接令進步主義者主宰1890至1920年代的美國政治——香港不也能以進步革新為大方針，為未來30年的發展定調嗎？
港人必須清楚，改革的目標是重建社會而不是恢復舊狀態。過度放任的資本主義及壟斷集團的興起，已令香港社會負上了極大的代價，導致社會流動僵化，個人尊嚴、幸福和自由平等的願望無從實現，個人無法靠自我奮鬥去實現人生價值，令精神世界日漸萎縮。所以我們除了向前看，實在已別無選擇，必須以一系列的改革來調整利益格局，改善社會結構，對傳統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全面改良，從而改變造成社會嚴重矛盾的傳統二分，促成這些對立面的歷史性妥協，實現社會的轉型。
唯有進步，才可促成對立統一，為香港帶來真正的救贖。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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