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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面對學生接連自殺的壓力，教育局於3月10日召開會議，與部分教育團體商討對策。會後局長強調，需鼓勵學生的「正面思維」，提高其「抗逆能力」，使他們「對未來有希望」。
因循矛盾的5項措施
教育局提出的5項措施，包括（1）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分析學生自殺成因；（2）舉辦到校講座及（3）5場分區研討會，為教師、家長提供預防及應對學生自殺危機的資訊；（4）於教育局內成立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等組成的團隊，並（5）印製識別有情緒問題學生的「資訊小錦囊」。
這些其實都並不是什麼新的舉措。類似的講座、研討會過去亦間有舉行，依據的大概也是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製作的資訊，包括前教育署於1997年出版並派發給全港中小學的「預防及處理學童自殺問題輔導教材套」、2005年教育局編輯的《學校危機處理電子書》和2011年發布的《學校處理學生自殺電子書：及早識別、介入和善後》。而這些「支援」工作，建基的正是以往的「研究分析」，包括對學生自殺成因的一些既有結論，例如認為他們「抗逆能力」、「正面思維」不足。
有點矛盾的是，如果這些過去存在的結論和向學校和教師發放的處理學生自殺問題資訊真的有效，大概也不會出現今天的危機。而如果教育局真的期望能夠從建議中的專責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找出過去的結論所忽略的問題，那麼在新的研究結果仍未得出之前，就急忙推出其他4項以往沿用（或因循？）的措施，除了告訴公眾「當局很重視問題，並正在做點什麽外」，又如何有助解決師生家長面對的困難和危機？
在希望匱乏年代 「正面思維」未必正面
學生自殺的成因自然複雜，每個案例也不會盡然相同。要避免簡化及一概而論，開放、仔細和系統的研究，自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然而，當局在全面的研究還未開展之前，就定下了促進學生「正面思維」、增強其「抗逆能力」、鼓勵他們「對未來有希望」的主調，這是很值得商榷的。
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通識科中的學生獨立專題探究，結論先於研究的情况比比皆是，窒礙了真正探究的開展。不幸的是，負責制訂政策的教育局似乎也好不了多少。如果促進「正面思維」、增強「抗逆能力」、鼓勵「對未來有希望」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向，那麼「學生自殺成因」大概也呼之欲出——不就是學生缺乏「正面思維」、「抗逆能力」和「對未來沒有希望」？那麼當局還期待專責委員會做出怎樣的自殺成因分析？
真正的探究應是開放的，有時甚至需要質疑並修正研究的前設。學生真的是因為缺乏「正面思維」、「抗逆能力」、「對未來沒有希望」而傾向自殺？還是因為在希望匱乏的社會環境中，難以承受鋪天蓋地的「正面思維」、「抗逆能力」的忠告？或被反複鼓勵須對未來有希望而帶來巨大的壓力？
人類學者Ghassan Hage指出，當代兩極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3種「希望的匱乏」（scarcity of hope）。第一是希望的分配不均，對於無權缺錢沒資源乏機會的社群，例如愈來愈多的本地青少年，「希望」變得愈來愈奢侈；第二是希望的窄化，只有「向上流動」才值得鼓勵，「向下流動」、「向左流動」、「向右流動」完全在想像之外，更遑論與「向上流動」平起平坐；第三是欲望的不斷延後，例如「等考入大學瓈鋮鴞n工㼄R了房子畮咫F豪宅
因循矛盾的5項措施
教育局提出的5項措施，包括（1）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分析學生自殺成因；（2）舉辦到校講座及（3）5場分區研討會，為教師、家長提供預防及應對學生自殺危機的資訊；（4）於教育局內成立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等組成的團隊，並（5）印製識別有情緒問題學生的「資訊小錦囊」。
這些其實都並不是什麼新的舉措。類似的講座、研討會過去亦間有舉行，依據的大概也是由心理學家與輔導人員製作的資訊，包括前教育署於1997年出版並派發給全港中小學的「預防及處理學童自殺問題輔導教材套」、2005年教育局編輯的《學校危機處理電子書》和2011年發布的《學校處理學生自殺電子書：及早識別、介入和善後》。而這些「支援」工作，建基的正是以往的「研究分析」，包括對學生自殺成因的一些既有結論，例如認為他們「抗逆能力」、「正面思維」不足。
有點矛盾的是，如果這些過去存在的結論和向學校和教師發放的處理學生自殺問題資訊真的有效，大概也不會出現今天的危機。而如果教育局真的期望能夠從建議中的專責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找出過去的結論所忽略的問題，那麼在新的研究結果仍未得出之前，就急忙推出其他4項以往沿用（或因循？）的措施，除了告訴公眾「當局很重視問題，並正在做點什麽外」，又如何有助解決師生家長面對的困難和危機？
在希望匱乏年代 「正面思維」未必正面
學生自殺的成因自然複雜，每個案例也不會盡然相同。要避免簡化及一概而論，開放、仔細和系統的研究，自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然而，當局在全面的研究還未開展之前，就定下了促進學生「正面思維」、增強其「抗逆能力」、鼓勵他們「對未來有希望」的主調，這是很值得商榷的。
我在過去的一些文章指出，通識科中的學生獨立專題探究，結論先於研究的情况比比皆是，窒礙了真正探究的開展。不幸的是，負責制訂政策的教育局似乎也好不了多少。如果促進「正面思維」、增強「抗逆能力」、鼓勵「對未來有希望」已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向，那麼「學生自殺成因」大概也呼之欲出——不就是學生缺乏「正面思維」、「抗逆能力」和「對未來沒有希望」？那麼當局還期待專責委員會做出怎樣的自殺成因分析？
真正的探究應是開放的，有時甚至需要質疑並修正研究的前設。學生真的是因為缺乏「正面思維」、「抗逆能力」、「對未來沒有希望」而傾向自殺？還是因為在希望匱乏的社會環境中，難以承受鋪天蓋地的「正面思維」、「抗逆能力」的忠告？或被反複鼓勵須對未來有希望而帶來巨大的壓力？
人類學者Ghassan Hage指出，當代兩極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催生了3種「希望的匱乏」（scarcity of hope）。第一是希望的分配不均，對於無權缺錢沒資源乏機會的社群，例如愈來愈多的本地青少年，「希望」變得愈來愈奢侈；第二是希望的窄化，只有「向上流動」才值得鼓勵，「向下流動」、「向左流動」、「向右流動」完全在想像之外，更遑論與「向上流動」平起平坐；第三是欲望的不斷延後，例如「等考入大學瓈鋮鴞n工㼄R了房子畮咫F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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