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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立法會補選結束，最矚目的已非泛民建制之爭，而是搶佔6.6萬票的本土派代表梁天琦。他在各選舉論壇及媒體訪問中對本土主義的詮釋及講解，除了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更獲親中左報點名回應。
筆者身為通識教師，為求讓學生更了解香港政治局勢，選舉期間已花上不少時間講解及讓學生比較各候選人優劣。選舉過後，更有學生主動問我本土派的「以武制暴」策略是否值得支持、我在9月又會否投票給本土派等等。面對本土派對課室的衝擊，我當然可以個人立場回應，但如果站在通識科的立場，教師又可以如何回應本土派的種種論述？這會跟通識科的宗旨有矛盾嗎？
以武制暴vs.負責任的公民
本土派倡議「勇武抗爭」多時，不屑泛民傳統上「和理非」的抗爭手法。這理念在旺角騷亂當晚得到充分體現，「本民前」及梁天琦也因此聲名大噪。梁天琦其後解釋，他們主張的所謂勇武，是運用對等武力甚至任何方法抗衡政權，若波及無辜，雖非本土派原意但也難以避免。另外，若抗爭者在跟政權搏鬥時受到傷害，本土派組織也不會負上責任，因為勇武抗爭沒有領袖，是群眾自發的。這種抗爭理念，不止在一般通識參考書沒有出現過，更是顛覆香港一貫的抗爭手法。
通識科課程指引中，多次提及「公民」，且大多配上「責任」兩字。如果通識科的所謂「底線」是要學生成為負責任的公民，通識教師又應否包容學生「以武制暴」的抗爭立場？一直以來，公民抗命可算是各種政治參與中最為激進的一種，很多通識同工在教授相關概念時也分外小心，避免學生濫用，讓他們誤以為可輕易越過法律底線。但如今本土派甚至認定這手法效用不大，又譏笑遊行示威為嘉年華及「小罵大幫忙」，倡議抗爭者越過「和平理性非暴力」這道德界線。通識教師面對這種法律及道德責任的雙重否定，還可以繼續中立持平嗎？
中港區隔vs.國民身分認同
另一邊廂，本土派的「反赤化」理念大概是獲得萬計港人支持的主因，他們針對新移民及水電糧食等切身問題的立場極其鮮明。梁天琦認為，參照新加坡興建海水化淡廠、發展本土農業、重奪入境審批權等，是香港可以避免赤化的重要政策；如果本土供應不足，才考慮跟其他國家進行貿易以滿足需求。這種種構思，可說是衝擊了學生對香港前景的想像。考慮到現今的中學生正正是決定2047年前途問題的一群，這些衝擊的意義就更大。可是，這種中港區隔的理念，很大程度排除了香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又或前設了這認同並不存在，完全違背了通識科培養學生國民身分的宗旨。
自反國教運動以來，國民身分認同一直是很易教好教的議題，簡單一句「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已足以激發課堂一連串討論。但以往的議題，如中港差異、國民教育等，學生都是被動的，僅有的選項就是接受與否。但如今本土派的主張，是要港人主動清除香港境內的中共元素，維持香港的獨立性，可說是把上述溫和議題都比下去。學生若認同本土派理念，討論方向就變成應否與中共「割席」，問題的敏感度及挑戰性大增，關於國民身分的探討更可說是不脛而走。通識教師如要守住科目的宗旨，又應該包容本土派中港區隔的主張嗎？
針對本土派的批判思考
事實上，任何具多元面向的課程，必然存在衝突矛盾，在讓學生「加強社會觸覺並理解影響社會的議題」與「負責任的公民及認同國民身分」之間，通識教師必須判斷不同目標的重要性。筆者認為，衡量以上目標的最高準則，在於誘發批判思考的程度。如果引入本土派的理念更能引發學生的思考，讓學生以事實為基礎批判各種抗爭手段並選擇立場，這至少在政治理性上，確保學生負上了最低度的責任；透過辯證建立的國民身分，也遠較軟性討論在基礎上更為紮實。筆者可在此提出一些課堂上可探究的本土派議題，或可讓各位理解更多。
本土派崇尚抗爭及行動的有效性，這也是通識科常用的思考工具，但跟「和理非」的抗爭模式比較起來，勇武抗爭又真的更見成效嗎？通識教師可在此探究問題下，跟學生分析不同抗爭目標，如雙普選及公共空間等，兩種抗爭手法在成效上的分別，讓學生理解到它們各自的利弊，又或兩者可如何互補不足等，讓學生不至於單單偏向某種手法，甚至毫無認知。這對他們面對社會，甚至決定作政治參與時，在思考上也有所預備及參照。
另一方面，從教學而言，中港區隔的可行性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當中包括本土農業發展、香港糧水供給方式、能源組合政策、新移民共融問題，甚至《基本法》於香港管治上的角色等。簡單一個概念，基本上可以覆蓋整個「今日香港」單元中的生活素質、政治參與、身分認同及法治等全部課題，在課程編排上可說是一個極為理想的議題選項。反過來，若教師決定不使用「中港區隔」作為議題，在教學上或許需要比「培養國民身分」外更強的理由。
本土主義作為一項核心議題
所謂本土主義究竟定義為何，還是處於百家爭鳴階段。即使是本土派內部，也存在各種不同說法。可以肯定的是，在往後30年，本土主義的話語權，將會是各黨各派兵家必爭之地。本土優先還是國家優先、排斥還是共融、勇武還是「和理非」，學生儘管在課堂上不討論，踏入社會後也必然要選擇。若教師在課堂中容不下本土派，變相是遺留學生在風雨飄搖中獨行。這樣的通識科，意義還何在？
作者是通識科教師
筆者身為通識教師，為求讓學生更了解香港政治局勢，選舉期間已花上不少時間講解及讓學生比較各候選人優劣。選舉過後，更有學生主動問我本土派的「以武制暴」策略是否值得支持、我在9月又會否投票給本土派等等。面對本土派對課室的衝擊，我當然可以個人立場回應，但如果站在通識科的立場，教師又可以如何回應本土派的種種論述？這會跟通識科的宗旨有矛盾嗎？
以武制暴vs.負責任的公民
本土派倡議「勇武抗爭」多時，不屑泛民傳統上「和理非」的抗爭手法。這理念在旺角騷亂當晚得到充分體現，「本民前」及梁天琦也因此聲名大噪。梁天琦其後解釋，他們主張的所謂勇武，是運用對等武力甚至任何方法抗衡政權，若波及無辜，雖非本土派原意但也難以避免。另外，若抗爭者在跟政權搏鬥時受到傷害，本土派組織也不會負上責任，因為勇武抗爭沒有領袖，是群眾自發的。這種抗爭理念，不止在一般通識參考書沒有出現過，更是顛覆香港一貫的抗爭手法。
通識科課程指引中，多次提及「公民」，且大多配上「責任」兩字。如果通識科的所謂「底線」是要學生成為負責任的公民，通識教師又應否包容學生「以武制暴」的抗爭立場？一直以來，公民抗命可算是各種政治參與中最為激進的一種，很多通識同工在教授相關概念時也分外小心，避免學生濫用，讓他們誤以為可輕易越過法律底線。但如今本土派甚至認定這手法效用不大，又譏笑遊行示威為嘉年華及「小罵大幫忙」，倡議抗爭者越過「和平理性非暴力」這道德界線。通識教師面對這種法律及道德責任的雙重否定，還可以繼續中立持平嗎？
中港區隔vs.國民身分認同
另一邊廂，本土派的「反赤化」理念大概是獲得萬計港人支持的主因，他們針對新移民及水電糧食等切身問題的立場極其鮮明。梁天琦認為，參照新加坡興建海水化淡廠、發展本土農業、重奪入境審批權等，是香港可以避免赤化的重要政策；如果本土供應不足，才考慮跟其他國家進行貿易以滿足需求。這種種構思，可說是衝擊了學生對香港前景的想像。考慮到現今的中學生正正是決定2047年前途問題的一群，這些衝擊的意義就更大。可是，這種中港區隔的理念，很大程度排除了香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又或前設了這認同並不存在，完全違背了通識科培養學生國民身分的宗旨。
自反國教運動以來，國民身分認同一直是很易教好教的議題，簡單一句「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已足以激發課堂一連串討論。但以往的議題，如中港差異、國民教育等，學生都是被動的，僅有的選項就是接受與否。但如今本土派的主張，是要港人主動清除香港境內的中共元素，維持香港的獨立性，可說是把上述溫和議題都比下去。學生若認同本土派理念，討論方向就變成應否與中共「割席」，問題的敏感度及挑戰性大增，關於國民身分的探討更可說是不脛而走。通識教師如要守住科目的宗旨，又應該包容本土派中港區隔的主張嗎？
針對本土派的批判思考
事實上，任何具多元面向的課程，必然存在衝突矛盾，在讓學生「加強社會觸覺並理解影響社會的議題」與「負責任的公民及認同國民身分」之間，通識教師必須判斷不同目標的重要性。筆者認為，衡量以上目標的最高準則，在於誘發批判思考的程度。如果引入本土派的理念更能引發學生的思考，讓學生以事實為基礎批判各種抗爭手段並選擇立場，這至少在政治理性上，確保學生負上了最低度的責任；透過辯證建立的國民身分，也遠較軟性討論在基礎上更為紮實。筆者可在此提出一些課堂上可探究的本土派議題，或可讓各位理解更多。
本土派崇尚抗爭及行動的有效性，這也是通識科常用的思考工具，但跟「和理非」的抗爭模式比較起來，勇武抗爭又真的更見成效嗎？通識教師可在此探究問題下，跟學生分析不同抗爭目標，如雙普選及公共空間等，兩種抗爭手法在成效上的分別，讓學生理解到它們各自的利弊，又或兩者可如何互補不足等，讓學生不至於單單偏向某種手法，甚至毫無認知。這對他們面對社會，甚至決定作政治參與時，在思考上也有所預備及參照。
另一方面，從教學而言，中港區隔的可行性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當中包括本土農業發展、香港糧水供給方式、能源組合政策、新移民共融問題，甚至《基本法》於香港管治上的角色等。簡單一個概念，基本上可以覆蓋整個「今日香港」單元中的生活素質、政治參與、身分認同及法治等全部課題，在課程編排上可說是一個極為理想的議題選項。反過來，若教師決定不使用「中港區隔」作為議題，在教學上或許需要比「培養國民身分」外更強的理由。
本土主義作為一項核心議題
所謂本土主義究竟定義為何，還是處於百家爭鳴階段。即使是本土派內部，也存在各種不同說法。可以肯定的是，在往後30年，本土主義的話語權，將會是各黨各派兵家必爭之地。本土優先還是國家優先、排斥還是共融、勇武還是「和理非」，學生儘管在課堂上不討論，踏入社會後也必然要選擇。若教師在課堂中容不下本土派，變相是遺留學生在風雨飄搖中獨行。這樣的通識科，意義還何在？
作者是通識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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