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農曆新年伊始，大家期待萬象更新，起碼在心理上把艱難的日子拋在後頭，洗一洗「霉運」，迎向對嶄新一年的期望，還是可以理解的。惟也就在新年期間，旺角夤夜發生警民衝突事件，據悉是由執法當局取締應着年節但份屬違法的沿街擺檔小販開始，演變為一些民眾拿起就手的雜物丟向警員，而警員為防局面失控也朝天鳴槍示警等。事件中好一些人受傷，也有民眾被逮捕並控以暴動罪等，整個新年平添了高潮迭起的風波。
這幾天略閱各項報道，發現一些海外傳媒把本次事件命名為繼前年「佔領中環」的「雨傘革命」後的所謂「魚蛋革命」，可能是因為當時好一些小販所兜售的食品中就包括極為平民風味的咖喱（或其他口味）魚蛋吧。至於一些對「革命」這字眼頗為敏感的香港或鄰近的傳媒與網上輿論，則索性把此次事件定性為暴民肆無忌憚地挑戰當局，尤其是警察的權威。兩種報道與評論的口脗南轅北轍，不過也許事件的肇始原因與終極影響，還是蠻錯綜複雜的。
我從小多次來香港，油尖旺地區幾乎是每趟少不了的「掃街」地帶。各式各樣的從廉價生活用品以至高檔奢侈品，一應俱全。幫襯的除了店舖商家，當然也包括多姿多彩的攤位小販，價廉物美，何樂而不為？1980年代時，在那裏也親身經歷過以為只有在電視連續劇裏才會出現的應是無牌的大批小販迅速收檔「走鬼」的壯觀場面，至今印象尤深。當然，熟食小販的「淥淥」沙嗲或咖喱魚蛋等，更是自小吵着我媽要買的小吃。別忘了，沙嗲與咖喱可是我們東南亞的醬料啊！無形中，這些魚蛋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香港與東南亞的濃厚關係。所有這些五光十色的油尖旺平民景象，我想都是我們大多外國人對香港的整體印象中的重要環節。
而當下舉世經濟不振，開放式經濟的香港與東南亞大多數地區一樣，皆未能獨善其身，經濟的蕭條不在話下。再加上貧富鴻溝的不斷拉闊，好些上層社會得以「舞照跳」，但大多數中下階層的人民肯定都需要想辦法維持或開拓生計。在東南亞好一些地區，坦白說在當地掌權者的愚民政策下，尤其是鄉區的居民民智未開，許多人對於日漸惡劣的經濟情况，即便是幾乎直接影響到自身或家庭的生計，有些是仍然不知不覺，認為是上天注定的命運；有些則受制於腐敗專制的淫威而逆來順受、不敢造次；再有些，在日趨蕭條的正路上遇到挫折時，甚至誤入歧途，加入黑社會組織來幹起非法勾當，實令人不勝唏噓！
但香港是個現代大都會，人民社會意識的醒覺都有一定的水平，再加上我好幾次提過的、不可多得的振奮自救精神，所以生活出了問題立時會想到如何另尋相對還算「正規」的出路。有機遇的話，有誰不想從事壟斷性高的商業？有誰不想打跨國公司的高薪白領工？但現實就是此類機遇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東家不打打西家」是在經濟繁榮時期的口號，當下東家炒了你，幾乎是沒有西家可打，你頓時是前路茫茫的。
試問，有誰又想為了些少的金錢，冒着日曬雨淋，隨時需要「執檔走鬼」的「機遇」來去當個無牌小販呢？但家庭的生計總得想個辦法啊！為了自身與家庭的生存，許多人出於生存本能是連命都敢拿出來一博的。一些香港友人說，其中好一些小販，其實都是被集團式經營的，即這些攤檔可能都隸屬一些頗具色彩的集團所擁有，「檔主」只不過在打工而已。這也許是事實，但不減一些中下層居民需要打「無牌檔口」工的殘酷現實，而且也再度展示了在經濟不景下，街邊檔口的廉價貨（或平價美食）確有其市場空間，才吸引了集團來分一杯羹啊。否則香港民眾不都荷包滿滿的去逛大百貨商場了嗎？除了遊客喜歡湊湊熱鬧嘗嘗新，難道本地居民如非家計不得已，也熱愛去街邊攤檔擠人潮、搶購便宜貨嗎？
民生不濟 應創造更大空間
我理解，甚至曾專文讚誦過香港的法治精神，尤其可成為東南亞好一些地區的榜樣。在這次旺角衝突事件中，一些人的過激行為也備受譴責了。但我也曾多次呼籲，在經濟普遍蕭條、貧富普遍拉闊的非常現實底下，當局也應該採取更貼近現實的手段，不求立時振興經濟，但求讓廣大中下階層的民眾得以餬口。撇開港府分量十足的儲備金不談，也暫時擱置港府頗具遠見的提倡創新。好一些民眾街邊擺檔，雖然非法，但卻是經濟不景的當下現實，而且也不是什麼販毒謀殺等的滔天大罪。這種「不法」行為，肯定有阻礙交通，也肯定有騷擾民居，甚至尤其是美食檔口的衛生條件肯定未如人意。但基於上述民生不濟的現實，當局的態度不應是驅趕、取締等，而是應絞盡腦汁地、集思廣益地，必要時參考如日本、韓國等成功例子，如何為這些小販創造更多、更大、更好的經營空間，交通要設法疏導、民居要促進和諧、衛生要努力倡導，把這些小販們合法化，讓更多的民眾，在經濟復蘇前得以勉強維持生計，又能繼續成為吸引遊客消費來略為刺激經濟的其中一個賣點，又何樂而不為呢？等經濟周期性地好轉了（基於歷史因素，我對香港經濟的復蘇是有毫無保留的信心的，只是遲早的問題），大家有工可打了，或當賺了第一桶金了，那還有誰想繼續餐風露宿下去啊？大家不就上岸了嗎？問題不也就迎刃而解了嗎？
激進鬥爭難贏取同情
當然，也有人說，這次的衝突事件不簡單，有些「有心人士」混雜其中，企圖藉着事件達到一些政治目的。坦白說，在世界歷史上，要在現有政治體制外爭取一些哪怕是崇高的政治訴求，如自由、平等、民主等，不外兩個途徑，但代價恐怕都是極為高昂的。一條路是所謂非暴力的公民抗爭，以前印度聖雄甘地爭取印度獨立的不合作運動、上世紀中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等，的確達到了獨立、平權等的目的，但其間所付出的被無情地血腥鎮壓的傷亡代價，也是極為可觀的。另一條路就是所謂的暴力抗爭，與所針對的當局以武力或其他殘暴手段來對抗。然而，在舉世反恐思維濃厚的當下，此類激進的鬥爭能爭取到的哪怕是國際上有識之士之間的同情或同理心恐怕還是頗為低迷的，搞不好還會被定位為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被全世界追緝，那就不堪設想了。
總括來說，香港持續維護法治精神的決心與實踐的確重要。如在這艱難時期得以尋求跳出框框來更為權宜、更為踏實的處事理念，可能還是較為長治久安的辦法。
胡逸山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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