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勝出總統大選的蔡英文說，選民再次用行動告訴全世界，「台灣等於民主，民主等於台灣」。說得好，問題是究竟民主是什麼？文豪蕭伯納認為，民主乃「確保人民得到其應得之管治的機制」（democracy is a device that ensures we shall be governed no better than we deserve）。
民主跟上帝一樣，給予人類行使他們自由意志的權利。可是，選擇不僅是自由，也是包袱，英文所謂的「the burden of choice」。在改編自同名小說的荷李活電影《未來叛變》（The Giver）裏，梅麗史翠普說：「選擇的自由等於犯錯的機會。」（when people have the freedom to choose, they choose wrong）這當然是言過其實，但無可否認，只要我們有選擇的自由，我們就有機會選擇錯誤。
這就是民主作為一種分配和轉移權力的政治制度的內在和結構性缺陷：它給予人民投票和選舉的權利，但人民可以被愚弄和操控。他們行使政治權利的時候或會違背自己的根本利益，甚至作出種種懲罰自己的（self-punishing）決定，例如把年輕人送上戰場，或者選一個為巨富和大企業服務的人當總統。
納粹德國高官戈林（Hermann Goering）在紐倫堡接受審訊時表示，想開戰的永遠是領袖而非人民，但人民總會乖乖地順從領袖的意願。方法很簡單，只需要告訴人民國家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並將反戰者抹黑為喪權辱國的賣國賊。美國有全球最先進的民主制度，但英國歷史學家泰萊（A. J. P. Taylor）便說過，看着美國人怎樣將他們的根本利益混淆，常常令他眼界大開。
優質民主只能產於學習型社會
幸而民主終究不是一盤棋局，從長遠和整體的角度來說，選民的一子錯不足以導致滿盤皆落索。因選民選擇錯誤而掌權的壞領袖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一如犯罪是人類行為的一部分。關鍵是選民能否從他們所犯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在下一次選舉中以投票的方式向壞領袖或其代表的政黨說：「滾蛋，我已經受夠，你違反了與我們簽訂的社會契約！」
從這個角度看，民主制度的最大優越性，在於它有一個內置的自動調節機制（built-in self-correcting mechanism），讓選民在反覆試驗和不斷摸索（trial and error）中糾正自己的錯誤。正因為這個原因，民主的質素跟選民的質素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優質民主只會產生於一個選民能夠從錯誤中汲取教訓的學習型社會（learning society）。相反若壞領袖不斷在一個國家的民主選舉中脫穎而出，那麼這個國家的選民一定有某種難以克服的學習障礙。
在實踐民主這件事情上，是沒有「學滿師」的，也沒有一個正確的選擇可以讓選民一勞永逸。世人論民主，莫不以美國唯馬首是瞻，但美國自己實踐民主何嘗不是摸着石頭過河，並且經常出現進退失據的情况？
舉個例，2000年小布殊首度當選美國總統。他領導下的美國，赤字和失業率屢創新高，社會和醫療保障制度岌岌可危。他對於環境的肆意破壞，自環保運動興起以來前所未見。他給予富人的稅務優惠等同劫貧濟富。在外交政策上，明明薩達姆與9．11毫不相干，伊拉克也沒有大殺傷力武器，他硬要美國人相信侵略伊拉克是美國甚至全球安全的關鍵。他推行美國單邊主義和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使美國在國際社會受到空前孤立，由一個軍事上的巨人變成道德上的侏儒。
如果選民成熟和理智，這樣慘不忍睹的差劣政績應該大大削弱布殊連任的機會。可是結果布殊在大選中取得過半數6200萬張普選票，一洗前一屆普選票較對手戈爾少50萬張、靠最高法院的「皇恩浩蕩」上台而當弱勢總統的前恥。難怪他在其勝利演說中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美國人表達了他們的心意」（America has spoken）。
往往退一步進兩步
到2008年奧巴馬當選，並於2012年連任，可說是美國選民的撥亂反正。沒有布殊的偷天換日和倒行逆施，就沒有奧巴馬的求變求新。民主的進程，往往就是這樣一個「退一步，進兩步」的發展模式。然而奧巴馬的求變求新可能遭希拉里代表的金元政治（big-money politics）或特朗普代表的極端主義取代，想一想也令人氣餒。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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