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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上篇(刊1月29日《明報》)談到,若以往民主派走的路,是在支持一國兩制、認同《基本法》和中國憲法為基礎爭取民主,到了後佔運年代,無可避免要走「不承認基本法、不支持一國兩制」的路,其實算不上什麼新思維(才不想搞新思維呢):第一,自中共硬把基本法套以8.31框架,連溫和民主派人士也不會說承認基本法,由此對一國兩制的解讀,也有《中英聯合聲明》和8.31兩個版本;第二,在過往很多有關政制發展的討論場合,包括討論《香港革新論》成書的過程中,筆者也問,要提出新的自治構想,究竟是為了復辟一國兩制的自治範圍,還是重新界定港陸界線?雖然成書作者紛陳,沒有提出確切答案,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果維護「香港的世界性」是民主派未來的大方向,現存的一國兩制能否給予足夠的權限?假使答案是不足夠,我們才有基礎提出新的兩制論,使香港人的價值得到保障。
基本法的本質
回看基本法的起草,邏輯是保障香港回歸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呂大樂說一國兩制是把1980年代的香港經濟透過基本法「急凍」,在回歸後繼續上演,因而賦予特區政府財政獨立,不用向中央繳稅,而司法獨立、局部民主和公民權利,也隨着為了給予回歸前港商信心、保障資本主義制度而得以保留下來。然而回歸18年,這些維繫資本主義的配件往往和大陸立場衝突,基本法的設計特色是儘管賦予一定自治,但中共仍手握最終的憲制權力,當牽涉干犯中共利益的事件,不惜破壞兩制也要達成政治目標,例如釋法否決2007年、2008年雙普選。
何况港人與中共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已經遠超制度寫下來的承諾。2003年後,中共檢討23條無法立法的結論,是透過中聯辦全面介入香港各級選舉,在各小選區鼓勵愛國政黨社團建立俗稱「戶口簿」的組織力量,同時各大傳媒也逐漸被愛國資本收編,這些舉措已與當初河水不犯井水大相逕庭。
對香港人來說,由居港權事件希望透過法院解決,到人口政策倡議如爭取單程證審批權、設立新移民返回內地機制,仍理想地相信訴諸法制處理問題,可惜的是一國兩制不但無法在這些層面上幫上忙,利益更一面倒傾斜於宗主國一方。純粹的復辟一國兩制自治,恐怕無法解決「深層次矛盾」,「急凍」的舊香港模式亦無法適應今天的政治社會訴求。
價值淪亡 等於玩完
說到底,按照上述分析,泛民未來只有確立這種調整,才能順應時勢,重新上路。若能政策上提倡經濟本土化,按照倡議在回答「2047何處去」的問題提出調整一國兩制的新構想,已是難能可貴。相信不少港人亦明白,制度不變,人口政策沒有一天可以自主,高鐵、港珠澳大橋、三跑等衍生的兩地問題只會重複發生,加上愈來愈強硬的統治,政治檢控每日發生,香港就會在「一帶一路」的經濟觀、梁振英的鷹派管治淹沒。我們不知道這種轉向可以多大程度煞停盲目的中港融合,但連提出也未有,遑論任何改變的可能。
按照王慧麟提出的框架,或許這種本土轉向會觸動中共3條紅線,也就是民族、主權和政權立場,但當中並未否定中國憲法,筆者亦不認同走港獨的路,我們要向中共說服的,是過度融合的兩地關係只會帶來悲劇。新年的旺角儘管是由小販擺賣而起,何嘗不是年輕人對香港未來絕望的反撲?一國兩制始終是死馬,無論如何也醫不活,如果連這種稍為務實的本土轉變也無法改變我城未來,筆者認為,香港的命運已等於被判死刑。
後記:溝通 溝什麼?
定位不單是立場,還有對中共的溝通手法,這裏倒想補充幾句。
今天市面浮現大量「第三路線」,不乏有主張仍相信民主派要加緊與中共溝通。但作為某程度代表香港人的民意代表,是否應該有地方代表的對話法度?又或者,即使不採納「不承認、不支持」,是否至少細心思量溝通手法?
其實,中間人以學院或傳媒為名,接觸民主派收風上報,已經是公開秘密。民主派中有人甚至認為,可清楚分辨接觸的「系統」是否可擔當如實反映的角色,這種模式,中共沒可能沒有充足資訊了解民主派立場。如此一來,透過公式場面表達立場已屬政治姿態,多於實質對話。會面的地點、對話的層級、談及的內容、向公眾交代的手法,若秘而不宣,會對公眾構成很大的不信任。
選舉威權理論對反對派「實力」的理解是民意和佔有的公職。北京與民主派見面的本質屬兩面手法,一方面「泄壓」製造祥和;一方面在選舉競爭繼續攻克支持溝通路線的政黨,是故每次遇上政治事件與北京對話,必須有明確的「實力」意識:我們憑什麼有條件與中共對話?這些條件可以換來姿態宣示還是實質成果?政治溝通講求give and take,合作也是你行一步,我行一步。如果不確定對方能否給予實質成果,溝通只能視作姿態宣示。2010年政改方案以後,民主派與中共交手的經驗清楚不過,建制內「鴿派」不但沒有一次得勢,做到民主派期望的局面;反是「鷹派」次次得逞,雨傘運動林鄭月娥與學生對話的無力,充分顯示8.31、功能組別的利益在鷹派當道下是何等難以挪移。
單純相信可以實質對話,反而變成溝通的盲點:為了見面,失了體統,便很難令市民相信政黨可以代表他們爭取港人利益,本土定位更是徒然。當英王室設宴款待習近平,紅酒也是1989年的時候,這裏想問批評民主黨變了的黃成智候選人:你想和京官溝通什麼議題呢?
基本法的本質
回看基本法的起草,邏輯是保障香港回歸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呂大樂說一國兩制是把1980年代的香港經濟透過基本法「急凍」,在回歸後繼續上演,因而賦予特區政府財政獨立,不用向中央繳稅,而司法獨立、局部民主和公民權利,也隨着為了給予回歸前港商信心、保障資本主義制度而得以保留下來。然而回歸18年,這些維繫資本主義的配件往往和大陸立場衝突,基本法的設計特色是儘管賦予一定自治,但中共仍手握最終的憲制權力,當牽涉干犯中共利益的事件,不惜破壞兩制也要達成政治目標,例如釋法否決2007年、2008年雙普選。
何况港人與中共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已經遠超制度寫下來的承諾。2003年後,中共檢討23條無法立法的結論,是透過中聯辦全面介入香港各級選舉,在各小選區鼓勵愛國政黨社團建立俗稱「戶口簿」的組織力量,同時各大傳媒也逐漸被愛國資本收編,這些舉措已與當初河水不犯井水大相逕庭。
對香港人來說,由居港權事件希望透過法院解決,到人口政策倡議如爭取單程證審批權、設立新移民返回內地機制,仍理想地相信訴諸法制處理問題,可惜的是一國兩制不但無法在這些層面上幫上忙,利益更一面倒傾斜於宗主國一方。純粹的復辟一國兩制自治,恐怕無法解決「深層次矛盾」,「急凍」的舊香港模式亦無法適應今天的政治社會訴求。
價值淪亡 等於玩完
說到底,按照上述分析,泛民未來只有確立這種調整,才能順應時勢,重新上路。若能政策上提倡經濟本土化,按照倡議在回答「2047何處去」的問題提出調整一國兩制的新構想,已是難能可貴。相信不少港人亦明白,制度不變,人口政策沒有一天可以自主,高鐵、港珠澳大橋、三跑等衍生的兩地問題只會重複發生,加上愈來愈強硬的統治,政治檢控每日發生,香港就會在「一帶一路」的經濟觀、梁振英的鷹派管治淹沒。我們不知道這種轉向可以多大程度煞停盲目的中港融合,但連提出也未有,遑論任何改變的可能。
按照王慧麟提出的框架,或許這種本土轉向會觸動中共3條紅線,也就是民族、主權和政權立場,但當中並未否定中國憲法,筆者亦不認同走港獨的路,我們要向中共說服的,是過度融合的兩地關係只會帶來悲劇。新年的旺角儘管是由小販擺賣而起,何嘗不是年輕人對香港未來絕望的反撲?一國兩制始終是死馬,無論如何也醫不活,如果連這種稍為務實的本土轉變也無法改變我城未來,筆者認為,香港的命運已等於被判死刑。
後記:溝通 溝什麼?
定位不單是立場,還有對中共的溝通手法,這裏倒想補充幾句。
今天市面浮現大量「第三路線」,不乏有主張仍相信民主派要加緊與中共溝通。但作為某程度代表香港人的民意代表,是否應該有地方代表的對話法度?又或者,即使不採納「不承認、不支持」,是否至少細心思量溝通手法?
其實,中間人以學院或傳媒為名,接觸民主派收風上報,已經是公開秘密。民主派中有人甚至認為,可清楚分辨接觸的「系統」是否可擔當如實反映的角色,這種模式,中共沒可能沒有充足資訊了解民主派立場。如此一來,透過公式場面表達立場已屬政治姿態,多於實質對話。會面的地點、對話的層級、談及的內容、向公眾交代的手法,若秘而不宣,會對公眾構成很大的不信任。
選舉威權理論對反對派「實力」的理解是民意和佔有的公職。北京與民主派見面的本質屬兩面手法,一方面「泄壓」製造祥和;一方面在選舉競爭繼續攻克支持溝通路線的政黨,是故每次遇上政治事件與北京對話,必須有明確的「實力」意識:我們憑什麼有條件與中共對話?這些條件可以換來姿態宣示還是實質成果?政治溝通講求give and take,合作也是你行一步,我行一步。如果不確定對方能否給予實質成果,溝通只能視作姿態宣示。2010年政改方案以後,民主派與中共交手的經驗清楚不過,建制內「鴿派」不但沒有一次得勢,做到民主派期望的局面;反是「鷹派」次次得逞,雨傘運動林鄭月娥與學生對話的無力,充分顯示8.31、功能組別的利益在鷹派當道下是何等難以挪移。
單純相信可以實質對話,反而變成溝通的盲點:為了見面,失了體統,便很難令市民相信政黨可以代表他們爭取港人利益,本土定位更是徒然。當英王室設宴款待習近平,紅酒也是1989年的時候,這裏想問批評民主黨變了的黃成智候選人:你想和京官溝通什麼議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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