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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到台灣觀選,相信不少人最大的感觸,不是民進黨如何成功「翻盤」、蔡英文怎樣童話故事般東山再起走完「最後一哩路」,而是當地政治新生代的迅速崛起。「時代力量」這幾個字,是今次選舉的最大亮點。年輕人、政治素人、學運領袖在政壇上快速冒起,永遠令人感到興奮、充滿憧憬。當然,如果沒有民進黨在背後相互配合、讓路站台,這股力量最後能否取得如此亮麗的成績,是一大疑問。我是台灣政治的門外漢,但如很多朋友一樣,目睹上述現象便自然聯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假如台灣青年勢力與主流政黨可以合流,在選戰中產生協同效應,香港可以嗎?戴耀廷教授大扺因此受到啟發,日前也提出「雷動計劃」的構思,建議政黨與傘後團體、社運界等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協調出選,以求取得立法會的半數議席。這真的可以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出路嗎?
政治合作 關鍵在信任
政治合作首要講求各方在基本原則問題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理念,方有團結的基礎。在台灣,民進黨和時代力量有國民黨這個共同敵人,大家都不滿馬英九的8年劣政。即使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民進黨採取那種曖昧的態度——維持現狀、不作挑釁、不要意外,與時代力量那種「台灣就是台灣」——要與中國完全切割的取態,並不完全一致;但在野的民進黨始終不用有太多現實政治考慮,可以暫且放下種種包袱,有較大的空間去迎合年輕人的訴求。至於上台後雙方能否繼續合作,國際形勢、美國因素以至商界反響會否令執政的民進黨要更務實地處理和北京的關係,那是後話。
回到香港,泛民與青年人、學生團體以至傘後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共同的語言。雙方對普選的訴求大致一樣,大家都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前景感到擔憂,對梁振英和北京也絕不信任,以至對「白皮書」和人大8.31決定同樣堅決反對。這些立場,理應都是團結的基礎。然而,合作不單取決於訴求是否相近,更關鍵的是雙方能否彼此信任。儘管民進黨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缺失,但它始終代表着台灣民間社會多年來對「白色恐怖」和威權政治的長期抗爭。它的成立,印證了社運力量和黨外勢力面對種種殘酷壓迫和強權苛政堅毅不屈的精神。當年的領頭人物,哪怕是日後盡顯流氓本色的陳水扁,大都曾義無反顧地全情投入抗爭,不少人都作出過重大的個人犧牲。曾經坐過冤獄、受過肢體傷殘,以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這些創傷,成為了這群政治人物的政治光環。沒有多少人可以質疑他們的抗爭決心,這也成為了民進黨取信於後來者的重要資產。
香港的情况,卻是另外一回事。「你為香港民主做過什麼?」差不多成為了政治新一代面對傳統泛民的口頭禪。這句極具挑釁性說話,充分反映不少思想狹隘的年輕人對上一代民運前輩的輕蔑。這當然說明他們對歷史的認知不足,完全不明白前人如何咬緊牙關在爭取民主公義的路上,一步一腳印走過來的艱辛歷程,但這亦與港英的懷柔手段有關。英國人處理異見的治術,有別於國民黨赤裸裸的暴力壓迫,也因此沒有如台灣蔣家治下造就出數之不盡的政治烈士和英雄。這也令不少年輕一代誤以為今天所享有的自由秩序和公民權力,是不費吹灰之力信手拈來的,完全與社運前輩的犧牲和付出無關。當然,年輕人對上一代政治人物的印象,還取決於個別泛民政黨在一些「關鍵時刻」的取態。在他們眼中,傳統泛民在五區公投以至雨傘運動中「船頭驚鬼船尾驚賊」,不止「勇武」不足,甚至是在拖運動後腿,早已經沒有抗爭決心。部分人甚至認為,泛民大部分所謂挑戰建制反對政府的動作,只是「行禮如儀」虛有其表。在這種心態下,雙方連基本的互相尊重也談不上。對年輕力量來說,在處理與傳統泛民關係的問題上,要考慮的不是如何協同合作,而是怎樣才可以令這些早應被時代淘汰的「老餅」醒覺,要他們全面配合自己的訴求,不要再阻礙時代進步。
新生代看不到入議會的誘因
不過,雙方能否合作,最關鍵的問題還是我們的青年力量,是否真的願意參與選舉晉身議會。回顧近年歷次重大抗爭事件,在七一遊行、保衛天星皇后運動、反高鐵以至雨傘運動之後,當中願意參與選舉晉身議會的青年力量,其實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甚至是嘗試把抗爭動力轉化為恆常組織的例子,亦是少數。這種情况,當然是和各級議會的局限性有很大關係。區議會只是一個沒有任何行政實權的諮詢架構,而因為功能組別的存在,建制派必然是立法會中的多數派。就是說,我們根本無法與台灣的一樣,可以透過選舉從根本地去改變社會現狀。更何况,在政治分歧日走極端的情况下,建制派又愈來愈傾向以議會中「多數的暴力」去壓制反對派,令到求變的聲音更難有所作為。
在這種情况下,政治新生代完全看不到走入議會如何可以實踐抱負,也自然不會對選戰全情投入,甚至會有所抗拒。這種心態,也大大減低了他們與泛民政黨在選舉中尋求合作的誘因。但這種全面否定建制抵制選舉,又或者參選旨在表態而不重視勝負的心態,其實不知不覺令香港的政治進一步走向極端。民主選舉本身就是一個令人謙卑的過程,因為候選人必須小心聆聽民情,不能以為自己便是掌握真理的救世者。要爭取支持,便要想盡辦法去拉近與主流民意的距離,這是一個令各方政見趨向溫和的自我調節機制。這不一定說候選人要完全放棄自己原有的立場,但這種與不同階層背景的選民直接互動,卻是防止政治走向極端的一個重要緩衝。而假如政治新生代重視選票,便必須與在地區有網絡、在選戰具經驗的泛民政黨相互配合,這也是加深雙方互信和認識的契機。
誰把年輕人推進死胡同?
不幸地,中央對港政策的嚴重失誤、建制派和特區政府的全面鬥爭思維,已經令政治新生代看不到進入議會的誘因。對他們來說,現有的政治秩序已經徹頭徹尾腐敗到底,要匡扶公義,便只能全力衝擊體制徹底拖垮建制為止。這種策略,並非要與各方勢力求同存異,而是要置諸死地而後生,香港方能如火鳳凰般浴火重生。這種絕望心情,與台灣新生代的民主體制下感受到的希望政治,南轅北轍,天壤雲泥。對台灣的年輕人來說,暫且放下己見結交同道,是開闢更美好的明天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的年輕人,卻感覺前路茫茫苦無出路,在這場政治困獸鬥中只求轟轟烈烈拼一場,好歹向自己有個交代。既然沒有明天,又何必委屈自己、妄作妥協,與一些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強求合作,玩一場全無意義的選舉遊戲呢?
這箇中誰是誰非,難以三言兩語說明,但我們的民主運動,恐怕已走上這條歪路。新生代與傳統泛民結盟的想法,未免過於一廂情廂,也是問錯了問題。我們要問的,是究竟誰把我們的年輕人推進了死胡同,令這個城市到處充斥着怨憤和憂傷。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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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作 關鍵在信任
政治合作首要講求各方在基本原則問題上,有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理念,方有團結的基礎。在台灣,民進黨和時代力量有國民黨這個共同敵人,大家都不滿馬英九的8年劣政。即使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民進黨採取那種曖昧的態度——維持現狀、不作挑釁、不要意外,與時代力量那種「台灣就是台灣」——要與中國完全切割的取態,並不完全一致;但在野的民進黨始終不用有太多現實政治考慮,可以暫且放下種種包袱,有較大的空間去迎合年輕人的訴求。至於上台後雙方能否繼續合作,國際形勢、美國因素以至商界反響會否令執政的民進黨要更務實地處理和北京的關係,那是後話。
回到香港,泛民與青年人、學生團體以至傘後組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共同的語言。雙方對普選的訴求大致一樣,大家都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前景感到擔憂,對梁振英和北京也絕不信任,以至對「白皮書」和人大8.31決定同樣堅決反對。這些立場,理應都是團結的基礎。然而,合作不單取決於訴求是否相近,更關鍵的是雙方能否彼此信任。儘管民進黨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缺失,但它始終代表着台灣民間社會多年來對「白色恐怖」和威權政治的長期抗爭。它的成立,印證了社運力量和黨外勢力面對種種殘酷壓迫和強權苛政堅毅不屈的精神。當年的領頭人物,哪怕是日後盡顯流氓本色的陳水扁,大都曾義無反顧地全情投入抗爭,不少人都作出過重大的個人犧牲。曾經坐過冤獄、受過肢體傷殘,以至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這些創傷,成為了這群政治人物的政治光環。沒有多少人可以質疑他們的抗爭決心,這也成為了民進黨取信於後來者的重要資產。
香港的情况,卻是另外一回事。「你為香港民主做過什麼?」差不多成為了政治新一代面對傳統泛民的口頭禪。這句極具挑釁性說話,充分反映不少思想狹隘的年輕人對上一代民運前輩的輕蔑。這當然說明他們對歷史的認知不足,完全不明白前人如何咬緊牙關在爭取民主公義的路上,一步一腳印走過來的艱辛歷程,但這亦與港英的懷柔手段有關。英國人處理異見的治術,有別於國民黨赤裸裸的暴力壓迫,也因此沒有如台灣蔣家治下造就出數之不盡的政治烈士和英雄。這也令不少年輕一代誤以為今天所享有的自由秩序和公民權力,是不費吹灰之力信手拈來的,完全與社運前輩的犧牲和付出無關。當然,年輕人對上一代政治人物的印象,還取決於個別泛民政黨在一些「關鍵時刻」的取態。在他們眼中,傳統泛民在五區公投以至雨傘運動中「船頭驚鬼船尾驚賊」,不止「勇武」不足,甚至是在拖運動後腿,早已經沒有抗爭決心。部分人甚至認為,泛民大部分所謂挑戰建制反對政府的動作,只是「行禮如儀」虛有其表。在這種心態下,雙方連基本的互相尊重也談不上。對年輕力量來說,在處理與傳統泛民關係的問題上,要考慮的不是如何協同合作,而是怎樣才可以令這些早應被時代淘汰的「老餅」醒覺,要他們全面配合自己的訴求,不要再阻礙時代進步。
新生代看不到入議會的誘因
不過,雙方能否合作,最關鍵的問題還是我們的青年力量,是否真的願意參與選舉晉身議會。回顧近年歷次重大抗爭事件,在七一遊行、保衛天星皇后運動、反高鐵以至雨傘運動之後,當中願意參與選舉晉身議會的青年力量,其實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甚至是嘗試把抗爭動力轉化為恆常組織的例子,亦是少數。這種情况,當然是和各級議會的局限性有很大關係。區議會只是一個沒有任何行政實權的諮詢架構,而因為功能組別的存在,建制派必然是立法會中的多數派。就是說,我們根本無法與台灣的一樣,可以透過選舉從根本地去改變社會現狀。更何况,在政治分歧日走極端的情况下,建制派又愈來愈傾向以議會中「多數的暴力」去壓制反對派,令到求變的聲音更難有所作為。
在這種情况下,政治新生代完全看不到走入議會如何可以實踐抱負,也自然不會對選戰全情投入,甚至會有所抗拒。這種心態,也大大減低了他們與泛民政黨在選舉中尋求合作的誘因。但這種全面否定建制抵制選舉,又或者參選旨在表態而不重視勝負的心態,其實不知不覺令香港的政治進一步走向極端。民主選舉本身就是一個令人謙卑的過程,因為候選人必須小心聆聽民情,不能以為自己便是掌握真理的救世者。要爭取支持,便要想盡辦法去拉近與主流民意的距離,這是一個令各方政見趨向溫和的自我調節機制。這不一定說候選人要完全放棄自己原有的立場,但這種與不同階層背景的選民直接互動,卻是防止政治走向極端的一個重要緩衝。而假如政治新生代重視選票,便必須與在地區有網絡、在選戰具經驗的泛民政黨相互配合,這也是加深雙方互信和認識的契機。
誰把年輕人推進死胡同?
不幸地,中央對港政策的嚴重失誤、建制派和特區政府的全面鬥爭思維,已經令政治新生代看不到進入議會的誘因。對他們來說,現有的政治秩序已經徹頭徹尾腐敗到底,要匡扶公義,便只能全力衝擊體制徹底拖垮建制為止。這種策略,並非要與各方勢力求同存異,而是要置諸死地而後生,香港方能如火鳳凰般浴火重生。這種絕望心情,與台灣新生代的民主體制下感受到的希望政治,南轅北轍,天壤雲泥。對台灣的年輕人來說,暫且放下己見結交同道,是開闢更美好的明天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的年輕人,卻感覺前路茫茫苦無出路,在這場政治困獸鬥中只求轟轟烈烈拼一場,好歹向自己有個交代。既然沒有明天,又何必委屈自己、妄作妥協,與一些自己看不順眼的人強求合作,玩一場全無意義的選舉遊戲呢?
這箇中誰是誰非,難以三言兩語說明,但我們的民主運動,恐怕已走上這條歪路。新生代與傳統泛民結盟的想法,未免過於一廂情廂,也是問錯了問題。我們要問的,是究竟誰把我們的年輕人推進了死胡同,令這個城市到處充斥着怨憤和憂傷。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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