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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兩周前台灣大選落幕，國民黨落敗引證了大中華路線破產。無他，無論台灣還是香港，面對中國大陸這巨靈，政治經濟的控制慾每天實實在在，政黨不能回應社會民意，便會隨時代淘汰。王慧麟的〈思考白鴿的對中政策〉一文（刊1月3日《明報》），梳理了民主黨對中政策的歷史來由，筆者未有親歷過去民主黨的創黨過程，但檢討對中立場，同意迫在眉睫。如果民主黨是大中華，該「本土」什麼？改變基於什麼基礎？
現代朝貢體系下的香港
中國經濟經歷不斷增長，實現大國崛起的目標，「一帶一路」作為當前綱領，是以經濟實力增強東南亞、中亞以至東歐政治影響力，與美國重返亞洲、包圍中國的策略抗衡。《經濟學人》形容「一帶一路」是「新絲綢之路」，是因為中國的鄰近國家將隨着中資向外走，逐漸依附中國經濟。當「一帶一路」國家愈依賴北京，開拓多邊經濟關係便愈困難。現代朝貢體系，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建成。而今年的《施政報告》，正可窺見港府如何思考未來的中港格局：利用香港優勢報效祖國。只要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交出成績，增加內地合作，便可背靠祖國繁盛。
然而這種成功背後的假設，是中國經濟一直會好下去。我們很難想像，梁振英以至一班「梁粉」有天會說減少中港融合，他們的眼裏「凡中必好」，對有人警告「支爆」，國內廠房倒閉、經濟放緩視而不見。隱憂是，一旦中國經濟泡沫爆破，香港依附愈深，禍連愈大。
回顧歷史上的朝貢體系，學者濱下武志總結「進貢——回賜」在中國經濟繁盛時確使四方歸附，但當清朝晚年國力漸衰，對周遭的控制逐漸減弱，沿岸城市商賈反而因為管制鬆綁而得到豐厚的外貿關係與利益。雖然兩個世紀前的歷史難與今日類比，但香港作為沿岸城市，成功從來建基於多方角力的狹縫之中，濱下形容香港的地緣優勢，位處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中間，是成為貿易港、冷戰年代中國與世界交流中心的關鍵。但最近，匯豐猶豫把總部搬回香港的原因是什麼？當年他們憂慮主權移交而搬到倫敦，在倫敦稅率再高，今天也猶豫把總部搬到一處大陸干預頻繁的香港市。
梁振英不會明白，這是中港融合付出的代價。「一帶一路」的香港，根據發改委提出的戰略定位，是要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說到底就是盲目的中港經濟融合，把「世界的香港」想像貶抑為「中國的香港市」。由此下來的融合成果，便是為了配合國家發展，高鐵強行興建、港珠澳大橋匆匆上馬，前者爛尾、後者停工；為了配合國家發展，大學也開拓大陸機會，中國也借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優秀制度意欲扶起內地大學及科研設施，但當香港大學於深圳開設醫院虧蝕，又自是另當別論了。
談到這裏，作為本地反對力量的民主派，理應對這些企圖說不。可惜近年政權愈來愈強硬，加上本土派崛起，參與中央—地方事務論爭，顯得進退失據。但當零售業放緩，親商界政黨埋怨減少自由行，為什麼民主派不可提出從內需或其他經濟體尋找新可能？當本土派對人口政策的解決方法是「滅蝗」、「建國」時，民主派是否該有一套新的框架，既能夠回應本地憤怒，又可提出切實可行的另一選擇？
香港的世界性
「世界的香港」視野，本身便很「本土」。所謂香港本土，本就帶有華洋雜處的世界性，這是親共官僚，乃至借用身分純正的「熱普城」本土派都看不到的地方。筆者認為，民主派面對本土思潮，只有提倡香港的世界性作為本土論述，才能導正力量抵抗「香港市化」。
如果以往民主黨帶領的民主運動，在「一個支持，兩個承認」（支持一國兩制、承認中國憲法、承認《基本法》）格局取得微妙平衡，今日已經不合時宜，無可避免要修訂格局。當民主黨的主張轉變，其他主流泛民很有機會推向更前，因此接下來筆者提出的修訂，是最起碼的本土轉向，名之為「不承認、不支持」：不承認人大8．31框架的基本法、不承認由此衍生的一國兩制。實際為何，則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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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朝貢體系下的香港
中國經濟經歷不斷增長，實現大國崛起的目標，「一帶一路」作為當前綱領，是以經濟實力增強東南亞、中亞以至東歐政治影響力，與美國重返亞洲、包圍中國的策略抗衡。《經濟學人》形容「一帶一路」是「新絲綢之路」，是因為中國的鄰近國家將隨着中資向外走，逐漸依附中國經濟。當「一帶一路」國家愈依賴北京，開拓多邊經濟關係便愈困難。現代朝貢體系，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建成。而今年的《施政報告》，正可窺見港府如何思考未來的中港格局：利用香港優勢報效祖國。只要香港在「一帶一路」發展交出成績，增加內地合作，便可背靠祖國繁盛。
然而這種成功背後的假設，是中國經濟一直會好下去。我們很難想像，梁振英以至一班「梁粉」有天會說減少中港融合，他們的眼裏「凡中必好」，對有人警告「支爆」，國內廠房倒閉、經濟放緩視而不見。隱憂是，一旦中國經濟泡沫爆破，香港依附愈深，禍連愈大。
回顧歷史上的朝貢體系，學者濱下武志總結「進貢——回賜」在中國經濟繁盛時確使四方歸附，但當清朝晚年國力漸衰，對周遭的控制逐漸減弱，沿岸城市商賈反而因為管制鬆綁而得到豐厚的外貿關係與利益。雖然兩個世紀前的歷史難與今日類比，但香港作為沿岸城市，成功從來建基於多方角力的狹縫之中，濱下形容香港的地緣優勢，位處東南亞、東亞與東北亞中間，是成為貿易港、冷戰年代中國與世界交流中心的關鍵。但最近，匯豐猶豫把總部搬回香港的原因是什麼？當年他們憂慮主權移交而搬到倫敦，在倫敦稅率再高，今天也猶豫把總部搬到一處大陸干預頻繁的香港市。
梁振英不會明白，這是中港融合付出的代價。「一帶一路」的香港，根據發改委提出的戰略定位，是要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說到底就是盲目的中港經濟融合，把「世界的香港」想像貶抑為「中國的香港市」。由此下來的融合成果，便是為了配合國家發展，高鐵強行興建、港珠澳大橋匆匆上馬，前者爛尾、後者停工；為了配合國家發展，大學也開拓大陸機會，中國也借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優秀制度意欲扶起內地大學及科研設施，但當香港大學於深圳開設醫院虧蝕，又自是另當別論了。
談到這裏，作為本地反對力量的民主派，理應對這些企圖說不。可惜近年政權愈來愈強硬，加上本土派崛起，參與中央—地方事務論爭，顯得進退失據。但當零售業放緩，親商界政黨埋怨減少自由行，為什麼民主派不可提出從內需或其他經濟體尋找新可能？當本土派對人口政策的解決方法是「滅蝗」、「建國」時，民主派是否該有一套新的框架，既能夠回應本地憤怒，又可提出切實可行的另一選擇？
香港的世界性
「世界的香港」視野，本身便很「本土」。所謂香港本土，本就帶有華洋雜處的世界性，這是親共官僚，乃至借用身分純正的「熱普城」本土派都看不到的地方。筆者認為，民主派面對本土思潮，只有提倡香港的世界性作為本土論述，才能導正力量抵抗「香港市化」。
如果以往民主黨帶領的民主運動，在「一個支持，兩個承認」（支持一國兩制、承認中國憲法、承認《基本法》）格局取得微妙平衡，今日已經不合時宜，無可避免要修訂格局。當民主黨的主張轉變，其他主流泛民很有機會推向更前，因此接下來筆者提出的修訂，是最起碼的本土轉向，名之為「不承認、不支持」：不承認人大8．31框架的基本法、不承認由此衍生的一國兩制。實際為何，則下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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