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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近日香港的熱點新聞是李波等人失蹤案。他是銅鑼灣一家書店的負責人，該店專門出版、銷售內地的違禁書籍。自去年10月中旬，據說有別的股東和職員4人在泰國和深圳失蹤。其中3人家屬11月上旬先後向香港警方報案，警方曾經向內地警方了解，但內地警方也不知道，無法答覆。香港媒體也沒有什麼新聞可做。
李波失蹤案的不同
李波早前失蹤案卻有不同，據知內情者言，李波是在書店被誘導到柴灣的貨倉，又在貨倉乘搭平時不同的運貨電梯而失蹤，沒有錄影可證；但如何誘導，也沒有證據，留下不少懸念。李妻說是接到深圳電話，擔心丈夫情况，才向警方報案的。入境處沒有李波的出境紀錄，而他的回鄉證還留在家裏，一說留在書店的抽屜裏。人們也關心起書店近來熱賣，習近平在陝西插隊的少年情史。凡此種種，就給香港媒體想像的空間，天馬行空地構成內地執法人員到香港光天化日之下綁架、劫持李波到深圳的故事和連環畫。雖然還沒有人證，但事情就這樣炒作起來。行政長官還召開記者會，表示這是違反「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香港絕對不允許云云。
然而，此事疑點重重。唯一可以證實的只有兩點：李波的回鄉證還在香港，而入境處沒有李波的出境紀錄。即使加上其他有關聯的事件，包括銅鑼灣書店還有其他人失蹤、該書店專賣內地禁書，也只有4件事可證。不論是兩件事，還是4件事，都不能證明李波在香港，還是在深圳。
為此，報案者還提供兩個線索：一是李波打電話回家，顯示是內地電話；二是李波傳真，報告平安，說是「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這可能回答李波沒有出境紀錄的疑慮，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出境了。但沒有解決手機漫遊的疑慮，所以他要補充說是協助有關方面的調查。這又暗示兩件事：一是內地執法機構做的，二是與售賣禁書有關。熟悉英國偵探小說《福爾摩斯》的讀者可能會推測這是誘導性的證據，但一般讀者未必就看得到。
建議推動兩地刑事司法協助關係
諸如此類的事既然發生了，筆者不妨大膽提出幾點建議：
一、香港和內地警方要加緊配合。李波乃至銅鑼灣書店有關人等，有可能在內地失蹤，也可能在香港失蹤，不能假定一定在內地失蹤。如香港警方只向內地警方要求協助，但被綁架的人質卻還在香港，就可能失去破案的機會，甚至可能危及被綁架人質的安全。當然，被綁架人質在內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內地警方也要積極偵查。目前香港和內地尚未建立兩地的刑事司法協助關係，希望這件事的發生，能推動兩地達成，雙方可按有關司法協助的機制相互調查取證，不必個案協商，不必互相猜忌，更不必利用傳媒放話，解決回歸18年來未能解決的問題。目前香港與外國簽有刑事司法協助協定有30個國家、簽有移交逃犯協定有19個國家、簽有移交被判刑人協定有13個國家。香港與內地連一個類似的協議或協定都沒有，真說不過去。
二、香港傳媒要發揮正能量作用。記者有報道新聞的天職，李波事件是新聞，當然可以報道、進行分析、展開評論、提出建議、提供線索，但不應利用來炒作，甚至弄虛作假，唯恐天下不亂，這是不道德的，也是違反法律的。對該事件的評論，要根據被披露的事實，但有的事實可能是案中人披露的，對這種「餵出來」的事實要有所分析。任何評論離不開推理，但要合理而公允，從「無人長生不老」，推理到「人終有一死」，是合理的；但某人離開飯店門口就撲倒，出診所就不支倒地，就推斷是廚師下毒，是醫生錯針，這就不公允。推理應當推出合理的結果，不應當推理出最不合理的結果，更不應當推出誤導性的結果，記者、評論者和媒體均需提高水準，否則可能惹出官非。
三、讀者要有持平而清醒的心態。如果戲院沒有失火，有人高喊「火燭了」，其他人競相奔逃，互相踐踏，造成死亡，這是犯罪行為，視其情節和心理狀態，可以是故意殺人（謀殺），也可以是過失殺人（誤殺）。不論普通法，還是大陸法，都須嚴懲，鬧着玩不能辯解，也不是言論自由的範疇。為了公眾利益，有管治能力的政府對此應當「虎視眈眈」。另一方面，公眾也要保持警惕，如因傳媒誤導，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發生誤判，對中央堅持「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決心做出誤判，就會做出非常愚蠢的決定。
不應在港製造反共情緒
四、特區政府要注意香港和內地輔車相依的作用。李波等人通過出版、售賣禁書賺錢，曾對內地發生惡劣影響，香港類似的期刊、書籍有上百數十種之多，香港特區以「言論自由」名之並不適當，會影響香港與內地唇亡齒寒的關係。製造抗共、反共情緒是港英時期的重要的管治伎倆，不應當在回歸後香港特區重演。另一方面，諸如此類的期刊和書籍，是反面教材，台灣就是一面鏡子，中國的老百姓也不會相信。如以為有所謂「內幕」、「消息」，會扭轉中國政府實現小康社會和「中國夢」的努力，是不可能的。這些努力，中國老百姓是看得到的，是摸得着的，是可以感受體會的。中國的進步，也是世界各國、各國媒體都知道的。至於少年人談戀愛，是人之常情，習近平是熟讀中國古籍的，《詩經》第一篇〈關睢〉用四言詩形式，歌詠少男少女戀曲。即使習近平初戀有缺陷，也只能加深對文革後期中國社會的理解、對習近平自強不息的認識，深慶國家得人。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李波失蹤案的不同
李波早前失蹤案卻有不同，據知內情者言，李波是在書店被誘導到柴灣的貨倉，又在貨倉乘搭平時不同的運貨電梯而失蹤，沒有錄影可證；但如何誘導，也沒有證據，留下不少懸念。李妻說是接到深圳電話，擔心丈夫情况，才向警方報案的。入境處沒有李波的出境紀錄，而他的回鄉證還留在家裏，一說留在書店的抽屜裏。人們也關心起書店近來熱賣，習近平在陝西插隊的少年情史。凡此種種，就給香港媒體想像的空間，天馬行空地構成內地執法人員到香港光天化日之下綁架、劫持李波到深圳的故事和連環畫。雖然還沒有人證，但事情就這樣炒作起來。行政長官還召開記者會，表示這是違反「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香港絕對不允許云云。
然而，此事疑點重重。唯一可以證實的只有兩點：李波的回鄉證還在香港，而入境處沒有李波的出境紀錄。即使加上其他有關聯的事件，包括銅鑼灣書店還有其他人失蹤、該書店專賣內地禁書，也只有4件事可證。不論是兩件事，還是4件事，都不能證明李波在香港，還是在深圳。
為此，報案者還提供兩個線索：一是李波打電話回家，顯示是內地電話；二是李波傳真，報告平安，說是「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配合有關方面調查」。這可能回答李波沒有出境紀錄的疑慮，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出境了。但沒有解決手機漫遊的疑慮，所以他要補充說是協助有關方面的調查。這又暗示兩件事：一是內地執法機構做的，二是與售賣禁書有關。熟悉英國偵探小說《福爾摩斯》的讀者可能會推測這是誘導性的證據，但一般讀者未必就看得到。
建議推動兩地刑事司法協助關係
諸如此類的事既然發生了，筆者不妨大膽提出幾點建議：
一、香港和內地警方要加緊配合。李波乃至銅鑼灣書店有關人等，有可能在內地失蹤，也可能在香港失蹤，不能假定一定在內地失蹤。如香港警方只向內地警方要求協助，但被綁架的人質卻還在香港，就可能失去破案的機會，甚至可能危及被綁架人質的安全。當然，被綁架人質在內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內地警方也要積極偵查。目前香港和內地尚未建立兩地的刑事司法協助關係，希望這件事的發生，能推動兩地達成，雙方可按有關司法協助的機制相互調查取證，不必個案協商，不必互相猜忌，更不必利用傳媒放話，解決回歸18年來未能解決的問題。目前香港與外國簽有刑事司法協助協定有30個國家、簽有移交逃犯協定有19個國家、簽有移交被判刑人協定有13個國家。香港與內地連一個類似的協議或協定都沒有，真說不過去。
二、香港傳媒要發揮正能量作用。記者有報道新聞的天職，李波事件是新聞，當然可以報道、進行分析、展開評論、提出建議、提供線索，但不應利用來炒作，甚至弄虛作假，唯恐天下不亂，這是不道德的，也是違反法律的。對該事件的評論，要根據被披露的事實，但有的事實可能是案中人披露的，對這種「餵出來」的事實要有所分析。任何評論離不開推理，但要合理而公允，從「無人長生不老」，推理到「人終有一死」，是合理的；但某人離開飯店門口就撲倒，出診所就不支倒地，就推斷是廚師下毒，是醫生錯針，這就不公允。推理應當推出合理的結果，不應當推理出最不合理的結果，更不應當推出誤導性的結果，記者、評論者和媒體均需提高水準，否則可能惹出官非。
三、讀者要有持平而清醒的心態。如果戲院沒有失火，有人高喊「火燭了」，其他人競相奔逃，互相踐踏，造成死亡，這是犯罪行為，視其情節和心理狀態，可以是故意殺人（謀殺），也可以是過失殺人（誤殺）。不論普通法，還是大陸法，都須嚴懲，鬧着玩不能辯解，也不是言論自由的範疇。為了公眾利益，有管治能力的政府對此應當「虎視眈眈」。另一方面，公眾也要保持警惕，如因傳媒誤導，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發生誤判，對中央堅持「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決心做出誤判，就會做出非常愚蠢的決定。
不應在港製造反共情緒
四、特區政府要注意香港和內地輔車相依的作用。李波等人通過出版、售賣禁書賺錢，曾對內地發生惡劣影響，香港類似的期刊、書籍有上百數十種之多，香港特區以「言論自由」名之並不適當，會影響香港與內地唇亡齒寒的關係。製造抗共、反共情緒是港英時期的重要的管治伎倆，不應當在回歸後香港特區重演。另一方面，諸如此類的期刊和書籍，是反面教材，台灣就是一面鏡子，中國的老百姓也不會相信。如以為有所謂「內幕」、「消息」，會扭轉中國政府實現小康社會和「中國夢」的努力，是不可能的。這些努力，中國老百姓是看得到的，是摸得着的，是可以感受體會的。中國的進步，也是世界各國、各國媒體都知道的。至於少年人談戀愛，是人之常情，習近平是熟讀中國古籍的，《詩經》第一篇〈關睢〉用四言詩形式，歌詠少男少女戀曲。即使習近平初戀有缺陷，也只能加深對文革後期中國社會的理解、對習近平自強不息的認識，深慶國家得人。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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