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慶寧﹕誰是「反英抗暴」真正領導者？

【明報專訊】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日前去世，終年89歲。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代表政府表示哀悼，她稱讚楊光多年來對提升勞工福利有突出建樹。其他特區政府官員和建制派領袖也高度評價楊光的貢獻，認為他的去世是本港工運一大損失。另一方面，一些傳媒和學者指出，楊光是1967年「反英抗暴」的領導人，那場運動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楊光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有人還形容他是手上沾滿鮮血的「大魔頭」。


截然不同的評價固然突顯香港社會的兩極分化，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事實的兩個方面。楊光自1948年加入電車工會後，就一直活躍在工人運動的前列，努力為打工仔爭取權益。然而，他1967年確曾擔任過「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主任」，名聲大噪。要評價他的一生，無法繞過這段歷史。


眼下這場爭議，其實只是14年前那場爭議的翻版。2001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向楊光頒授大紫荊勳章，在香港社會引起震動。一些團體還到政府總部抗議，要求政府改變初衷。當時筆者在鄭經翰主辦的《茶杯》周刊工作，一些年輕同事前往灣仔金紫荊廣場抗議。他們用鐵鏈把自己鎖在旗杆下，象徵香港人已失去自由。


有趣的是，當時的抗議者多是1967年尚未成年，甚至未出生的人，親歷事件的一代人反而不大感興趣。有位同事告訴我，長毛梁國雄和劉山青都不願意參加，估計「有情意結」。後來聽說長毛在天星碼頭靜坐，身旁擺着一幅標語，大意是「反殖有理，暴力有罪」。


「他只是個掛名鬥委會主任而已」

我當時電話訪問了各界一些人士，包括好幾個已分道揚鑣的原左派成員。他們提到楊光時，都以「光叔」尊稱，似乎沒什麼惡感。而那班年輕人抗議了半天，回到公司才問：「究竟是什麼回事？」我答道：「我那時不在香港，不了解情况；但把楊光當作罪魁禍首，肯定搞錯，他只是個掛名鬥委會主任而已。」


我之所以如此肯定，是因為在此之前曾見過「反英抗暴」的真正領導人。1996年秋天一個下午，我到廣州探望省教育廳前廳長楊子江。當時屋內還有另一位老人家。二人好像剛一起參加了一個老幹部聚會。楊介紹：「梁老也是我們教育廳的老廳長。」


這位梁先生聽說我是香港記者，便高興地與我聊起來。他對香港十分熟悉，可以隨口說出很多人的名字。我猛然醒悟：這位被楊子江尊稱為「梁叔」的老人，就是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當時六七暴動30周年將至，香港傳媒已刊登不少評論和回憶文字。而眼前的老人家是事件中的關鍵人物。作為傳媒人，不應放棄這個突如其來的機會。


梁威林儘管一再聲稱「不必提這些陳年往事」，最終還是談了自己的看法，但事後又要求我保證不刊登。楊子江還加上一句：「在我們這些人去世之前絕不能見報！」


當時談得很廣泛，現把談話要點歸納如下。他斷然否認有關他和祁烽（新華分社副社長）為避免被揪回國內批鬥，刻意挑起暴動的說法。他表示，事件由新蒲崗膠花廠的工潮引發，那是工人的自發抗爭，他們事前完全不知情。梁還說，新華社不可能自把自為，幾乎每天都要向北京匯報，重要事情會直接報告總理辦公室。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同時舉行大規模的聲援香港同胞反英抗暴大會，都是中央授意的。他還說，周恩來對香港的鬥爭一直很支持，後來發生外交部奪權和火燒英國代辦處，總理的態度才有所改變。梁威林還說，香港新華社完全沒參與姚登山等極左派奪外交部大權的行動，倒是極左派企圖利用香港局勢實現其陰謀。


反英抗暴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

但他不否認，香港的反英抗暴是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不但擾亂了香港的社會秩序，干擾了國家的外交政策，還令愛國陣營遭受重大損失。對於放置土製炸彈等行為，他承認是受文革武鬥的影響。他強調，廣大香港同胞都是愛國的，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應由「工委」負責。他又補充了一句：「港英警察也不是善男信女，我們的人被打得很慘。你不在香港，很難體會。」


如果14年前把這番話登出來，楊光所受的壓力可能會減輕一些。無奈對老人作過承諾，只好保持沉默。現在，兩位老人家皆已作古，應可以把當年的談話公之於眾了。


此外，本人當時雖然不在香港，但對梁威林所說的「香港警方不是善男信女」卻有深刻體會。1968年夏，我的母親患病入住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我每日都到醫院探望。有一天，母親入睡了，我無所事事，便在醫院內閒逛。無意中走到樓上，發現很多紗布纏頭或扶拐杖的人。起初以為是本地兩派武鬥的「傷兵」，看到牆上「向香港反英抗暴的英雄學習、致敬」的橫額，才知他們的來歷。據稱很多人都是從港英集中營出來後，被接回內地療傷。


其後，我們經常到樓上，向他們了解香港情况。他們也樂於介紹自己的「英雄事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十三四歲的中學生，臉圓圓的，有點浮腫，他被警察追打時由高處跌下，摔壞了脊椎，據醫生說，他這輩子已無法再站起來了。但他仍很樂觀，坐在輪椅上大講如何用假炸彈嚇「鬼頭」。


其後我因事北上，再沒有見到他們了。妹妹和堂兄每天仍到醫院照顧母親，也會到樓上看望香港來客。據堂兄說，後來有好幾個人不治去世，而且死得很怪，昨天還好好的，能吃能走，今天就不見了，夜間走的，估計是內臟嚴重受損，突然發作斃命。不知這些死亡個案有否列入港英公布的死亡數字？在過去半個世紀裏，我經常會想起那位坐輪椅的少年，他是否還在世上？如果還活着，這幾十年又是怎樣走過來的？


張家偉不持偏見呈現歷史真相

因此，我當時對「殖民主義者的殘暴」印象深刻。至於多名警員被土製炸彈奪命，尤其是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及其兄弟被活活燒死等悲劇，則是在1980年代回港後才聽說的。


面對一個個亡靈，暴動的領導者在斥責港英當局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撫心自責？縱使楊光不是什麼罪魁禍首、大魔頭，像他那樣的人們能否不再盲目跟風，被人利用？

無論怎麼說，「六七暴動」都是一場災難，而有關楊光是非功過的爭議，恰恰說明不少真相仍被歷史塵埃所掩蓋。幸而不少有心人多年來一直追求事實真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記者張家偉先生，他20年如一日，利用業餘時間採訪事件見證人，撥開團團迷霧尋求歷史真相，向世人奉獻了一本又一本有關六七事件的著作，堪稱壯舉也。1967年張家偉尚未出生，但正因為如此，他才能不持偏見地將歷史真相向讀者呈現。


每一位事件經歷者或旁觀者，都有責任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憶述出來，以警醒後人，防止悲劇重演。這正是寫作本文的目的。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