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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上回筆者藉諸葛亮的《隆中對》來分析香港的戰略形勢，隨後筆者又發現由劉備創立的蜀漢，其政治生態竟與香港近年的政治生態相當相似，其治蜀教訓對今後的治港實踐應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劉備建立的蜀漢是一個外來政權，劉備主要以荊州時期或之前已追隨他的親信來統治益州的，因而有「豫州（劉備）入蜀，荊、楚人貴」這個說法。在荊州統治集團之下有原本統治益州的東州集團，即劉璋舊部，以及由益州本土士族所組成的益州集團，明顯是一個多種勢力組合而成的政權，因此壟斷權力核心的荊州集團與東州集團及益州集團都存在着深刻矛盾，需要統治者高明的政治智慧及手腕才得以化解和減緩。
劉備集團獨大禍根早種
讀者應不難發現，劉備入主益州跟梁振英迅速冒起並取得政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而梁振英政權的內部不穩定性和矛盾，亦與荊州集團與東州集團之間的矛盾性質相近。同樣地，梁振英政權與泛民和本土派人士的衝突，亦可以用荊州集團與益州本土集團之間的矛盾來理解。
劉備勢力作為外來勢力入主益州本身已很難為，更麻煩的是，劉備雖名為皇室帝胄，實際上不過是布衣下士，其親信關羽、張飛、趙雲等人物，俱為無名之寒門人士，令這個寒門武人勢力不受當時大族名士所歡迎，加上劉備一開始就對蜀中的士大夫不夠尊重，令武人與士大夫的關係更不融洽，施政舉步維艱。
就如《諸葛亮治蜀與蜀漢政治生態演變研究》作者白楊所指出，劉備在最需要妥協與合作以維繫局面的時候，卻未能表現出政治上的最大成熟度，不能跳出「圈子」意識，在政策制訂、用人授任等方面厚此薄彼，師心自用，結果是弱化了各勢力之間應有的合作，激化了各山頭之間固有的矛盾，為蜀漢埋下巨大的隱患。
順應時局大膽用人
劉備去世後，劉禪即位，丞相諸葛亮輔政。面對蜀漢政權內部的勢力紛爭，諸葛亮積極作出各種努力，試圖緩解各勢力之間的矛盾。實際上，蜀漢政權在諸葛亮執政之初已暴露出人才匱乏的危機，此時蜀漢政權正值新舊交替，文臣武將相繼離世，人才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這情况也同樣適用於現今特區政府和香港整體社會。更嚴重的是，劉備去世後，西南少數民族頻繁叛亂，益州各地豪強紛紛響應，令原本就混亂不堪的蜀漢政局雪上加霜。
這一眾危機同時爆發，讓諸葛亮不得不採取措施，以合作的態度繼續保持與益州各勢力的關係，並提拔對蜀漢政權有用的人才。對於東州集團，諸葛亮採用拉攏的政策，大膽任用和提拔董允、鄧芝這些東州集團成員，讓他們在宮中與外交方面各展所長，使東州集團與荊州集團能夠互相融合。
對於益州本土集團，為了平定西南動亂，諸葛亮深知必須有益州勢力的協助才能夠贏得勝利，因此諸葛亮順應時局，栽培和選任益州新進人才，平叛和鞏固政權之餘，更為蜀漢注入新血，這類人物主要以馬忠、李恢、呂凱為代表。
由此可見，現時香港面對眾多危機，人才青黃不接，才正是用人之際，透過吸納各方勢力的人才，可保持與各勢力的關係，同時提拔對政權有用的人才。這裏並不是說凡事要姑息和容忍——諸葛亮曾一度對叛亂勢力採取妥協和忍讓的態度，但叛亂者反而變本加厲，這才讓諸葛亮意識到必須吸納益州勢力成員來對付叛亂，這樣才能為「攻心為上」、恩威並施創造必要條件。
《仇國論》不可不防
儘管諸葛亮千方百計協調蜀漢政權內部各勢力間的平衡，但卻無法阻止一個反劉親曹的益州士族聯盟在他死後逐漸形成。隨着蜀漢政權中的荊州集團人才相繼過世，益州本土勢力的崛起變得無可避免，在政權中獲得了一定權力。
蜀漢滅亡前5年，益州名士譙周提出著名的《仇國論》，代表着益州本土勢力對蜀漢政權的責難。《仇國論》實際上就是「國滅論」，是宣揚曹魏必勝蜀漢必亡，蠱惑人心的言論，寧願借助外力來消滅蜀漢以達到自治，為日後劉禪投降魏國（也是由譙周力勸的）奠定了輿論上的基礎。因此王夫之也指出《仇國論》的危害十分嚴重：「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為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憯矣哉！」現時香港一部分戀殖反華的宣傳簡直就是《仇國論》的翻版！
雖說益州本土勢力的崛起與蜀漢急速滅亡是諸葛亮生前沒有預料到的結果，但硬要荊州集團佔據着權力核心，又想不出集團人才殆盡後該怎麼辦的諸葛亮，也須負起相當責任。如果早在劉備時期便採取適當措施，早一點讓各集團加強融合，藉政權開放來穩固政權，應該斷不會出現日後益州本土勢力盼望自己國家早日被滅的荒唐景象。所以還是趙藩的「攻心聯」有道理：「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無論治蜀治港皆須審勢而行，攻心為上。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劉備建立的蜀漢是一個外來政權，劉備主要以荊州時期或之前已追隨他的親信來統治益州的，因而有「豫州（劉備）入蜀，荊、楚人貴」這個說法。在荊州統治集團之下有原本統治益州的東州集團，即劉璋舊部，以及由益州本土士族所組成的益州集團，明顯是一個多種勢力組合而成的政權，因此壟斷權力核心的荊州集團與東州集團及益州集團都存在着深刻矛盾，需要統治者高明的政治智慧及手腕才得以化解和減緩。
劉備集團獨大禍根早種
讀者應不難發現，劉備入主益州跟梁振英迅速冒起並取得政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而梁振英政權的內部不穩定性和矛盾，亦與荊州集團與東州集團之間的矛盾性質相近。同樣地，梁振英政權與泛民和本土派人士的衝突，亦可以用荊州集團與益州本土集團之間的矛盾來理解。
劉備勢力作為外來勢力入主益州本身已很難為，更麻煩的是，劉備雖名為皇室帝胄，實際上不過是布衣下士，其親信關羽、張飛、趙雲等人物，俱為無名之寒門人士，令這個寒門武人勢力不受當時大族名士所歡迎，加上劉備一開始就對蜀中的士大夫不夠尊重，令武人與士大夫的關係更不融洽，施政舉步維艱。
就如《諸葛亮治蜀與蜀漢政治生態演變研究》作者白楊所指出，劉備在最需要妥協與合作以維繫局面的時候，卻未能表現出政治上的最大成熟度，不能跳出「圈子」意識，在政策制訂、用人授任等方面厚此薄彼，師心自用，結果是弱化了各勢力之間應有的合作，激化了各山頭之間固有的矛盾，為蜀漢埋下巨大的隱患。
順應時局大膽用人
劉備去世後，劉禪即位，丞相諸葛亮輔政。面對蜀漢政權內部的勢力紛爭，諸葛亮積極作出各種努力，試圖緩解各勢力之間的矛盾。實際上，蜀漢政權在諸葛亮執政之初已暴露出人才匱乏的危機，此時蜀漢政權正值新舊交替，文臣武將相繼離世，人才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這情况也同樣適用於現今特區政府和香港整體社會。更嚴重的是，劉備去世後，西南少數民族頻繁叛亂，益州各地豪強紛紛響應，令原本就混亂不堪的蜀漢政局雪上加霜。
這一眾危機同時爆發，讓諸葛亮不得不採取措施，以合作的態度繼續保持與益州各勢力的關係，並提拔對蜀漢政權有用的人才。對於東州集團，諸葛亮採用拉攏的政策，大膽任用和提拔董允、鄧芝這些東州集團成員，讓他們在宮中與外交方面各展所長，使東州集團與荊州集團能夠互相融合。
對於益州本土集團，為了平定西南動亂，諸葛亮深知必須有益州勢力的協助才能夠贏得勝利，因此諸葛亮順應時局，栽培和選任益州新進人才，平叛和鞏固政權之餘，更為蜀漢注入新血，這類人物主要以馬忠、李恢、呂凱為代表。
由此可見，現時香港面對眾多危機，人才青黃不接，才正是用人之際，透過吸納各方勢力的人才，可保持與各勢力的關係，同時提拔對政權有用的人才。這裏並不是說凡事要姑息和容忍——諸葛亮曾一度對叛亂勢力採取妥協和忍讓的態度，但叛亂者反而變本加厲，這才讓諸葛亮意識到必須吸納益州勢力成員來對付叛亂，這樣才能為「攻心為上」、恩威並施創造必要條件。
《仇國論》不可不防
儘管諸葛亮千方百計協調蜀漢政權內部各勢力間的平衡，但卻無法阻止一個反劉親曹的益州士族聯盟在他死後逐漸形成。隨着蜀漢政權中的荊州集團人才相繼過世，益州本土勢力的崛起變得無可避免，在政權中獲得了一定權力。
蜀漢滅亡前5年，益州名士譙周提出著名的《仇國論》，代表着益州本土勢力對蜀漢政權的責難。《仇國論》實際上就是「國滅論」，是宣揚曹魏必勝蜀漢必亡，蠱惑人心的言論，寧願借助外力來消滅蜀漢以達到自治，為日後劉禪投降魏國（也是由譙周力勸的）奠定了輿論上的基礎。因此王夫之也指出《仇國論》的危害十分嚴重：「國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為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憯矣哉！」現時香港一部分戀殖反華的宣傳簡直就是《仇國論》的翻版！
雖說益州本土勢力的崛起與蜀漢急速滅亡是諸葛亮生前沒有預料到的結果，但硬要荊州集團佔據着權力核心，又想不出集團人才殆盡後該怎麼辦的諸葛亮，也須負起相當責任。如果早在劉備時期便採取適當措施，早一點讓各集團加強融合，藉政權開放來穩固政權，應該斷不會出現日後益州本土勢力盼望自己國家早日被滅的荒唐景象。所以還是趙藩的「攻心聯」有道理：「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無論治蜀治港皆須審勢而行，攻心為上。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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