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電視網絡（簡稱港視）就政府增發免費電視牌照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裁決判定港視勝訴，發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重新審議發牌決定。政府如何處理裁決仍未明確，若提出上訴，事態將繼續拖下去，這對政府和管治是否有利，值得注意。政府另一個選擇是盡快了結此事，行政會議按既定程序和政策，重新審議港視的申請，決定是否對港視發出牌照。從紓解事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政府盡快了結此事，似乎更符合社會整體利益。
港視勝訴技術性
能否獲牌未可知
港視上訴理據，主要是政府發放免費電視牌照數量一直沒有上限，但是在審議包括港視在內的3家公司的牌照申請時，政府突然改變政策，以「循序漸進」方式發牌，沒有經過諮詢通訊局和公衆的程序。改變發牌政策之後，政府不容許港視修改申請文件突出優勢，又未提供顧問報告評分讓港視回應等。高院法官接受了港視的論據，認為「循序漸進」發牌模式不合理，於是判港視勝訴。
高院的裁決，未觸及顧問報告對港視的評價和港視應否獲發牌。因此，行政會議即使重新審議，港視獲發牌的機會有多大，仍然難以估計。特別是前年10月之後，電視生態已經風雲變幻，亞視不獲續牌，只能營運到明年3月底；除了港視，最近又有財團申請免費電視牌照，政府怎樣處理這個局面，相信費煞思量。事態複雜，於此民情躁動的社會氛圍，鑑於前年發牌決定觸發大規模抗爭，若今次處理稍有失當或再惹質疑，事態演變就更難估計。不過，若政府汲取上次教訓，回歸既定制度與原有政策，或可免再生事端。
上次發牌決定演變至社會抗爭，與政府以保密為由，堅拒公布決定的理據有很大關係。法庭審理案件時披露的資料顯示，即使政府臨時搬龍門，但是在4項評核準則中，港視只有一項排第3，其他3項都排第2，看不到有必然落選之理；然則「3揀2」之中，為何其他兩個獲發牌，港視卻落選，那是許多人的疑問。政府以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為由，拒絕透露相關資料和決定的理據。
當時，特首梁振英和主事官員的公開說法，在港視反駁和傳媒披露的資料對照下，理據顯得貧弱和不可信；政府始終放棄用文件事實證明發牌決定合理正確，這般情况無法取信於人。由於政府的做法不合情理，社會上只能普遍認為在發牌一事上，政府有不可告人之秘。為免瓜田李下之嫌，行政會議再審議港視申請牌照，無論有什麼決定，最重要是公開理據，以免再出現被指為黑箱作業而引發軒然大波的情况。
法庭審理時披露的行政會議資料，顯示梁振英主導了發牌決定，例如他認同循序漸進發牌，提出新電視台不能多於兩個；另外，港視在評分最弱的「節目策劃和製作能力」，梁振英認為這個項目是發牌的最重要考慮因素等。總而言之，在行政會議審議過程中，梁振英的發言、表態和指示都不利於港視，這是偶然或巧合，迄今仍然沒有足夠資料判斷。但是從已知事實，改變發牌政策是與梁振英有關，他繞過既定制度（包括諮詢通訊局和公衆）的做法，觸發了人治抑或法治的質疑，特別是免費電視牌照涉及利益分配，發牌決定被批評為改變了營商環境。
當時官員的辯解，包括增發牌照要顧及免費電視的健康有序發展云云，這些說法使人不安。港人熟悉的政府應該是提供基建，制訂法例，打造一個公平的營商環境，讓各方參與者依法競爭，再由市場客觀規律去決定優勝劣敗。可是官員的說法，被解讀為要保護持續營運能力最弱的亞視，反映政府運用公權力決定參與者的生死，偏離了應有角色和職能；只是亞視財政無以為繼，最終被政府捨棄，當時的汰強（港視）留弱（亞視）發牌結果，事態發展證明政府自討苦吃。
政府處理增發電視牌照，引起巨大迴響，主要因為涉及政府是否恰當行使權力；涉及政府是否不再鼓勵真正公平競爭；涉及政府是否破壞本港一貫崇奉自由市場規律的營商環境等。這些都是香港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核心價值，因而使人關注和不安。按當時的發牌邏輯，日後在港營商，須依附權力當局才有機會參與或受到保護，則內地的「跑部錢進」現象，完全有可能在香港出現；一旦不幸如此，香港必定沉淪！此所以當時港視員工雖然抗拒政黨、政客介入，但是社會上仍有大規模抗爭的原因。
公權力介入營商環境
違市場規律將會沉淪
法庭的裁決，對政府無疑是一記悶棍，因為從案件審理時披露的資料，揭示發牌決定有失當之處，政府威信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就裁決的後續處理，政府對備受爭議的做法，首要勿重蹈覆轍，然後就今次裁決應以機會視之。一是借重新審議港視的申請牌照的機會，回歸既定制度和原有政策，向公衆和社會展示政府有規有矩，按自由市場、公平競爭等處理營商環境的原則並未改變、也不會改變。另一是電視產業必須脫胎換骨，政府應該利用這次機會，重塑一個有真正公平競爭、鼓勵創意創新、提升節目質素的免費電視市場，使公衆透過大氣電波，享用電視台提供的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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