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嘩，難民營啊？」一群中四中五的香港學生，坐進一列由深圳開往上海的18小時長途火車，有人大呼小叫。
一格車廂裏有上中下鋪，左右三層共六張牀，籠屋似的，上鋪頂着頭，中鋪夾心戶，下鋪坐滿人。有學生抱怨牀鋪「有臭襪味」，竟噴上香水，怎料更臭氣熏天。
火車飯盒，有學生吃得眼淚鼻水直流，只有一個辣字。
他們的通識科老師方景樂，在旁邊袖手旁觀，臉上閃過一抹訕笑。DSE通識科要學習「當代中國」，方景樂帶內地考察團已是第九個年頭，每年復活節，和新一批學生浩浩蕩蕩上火車，熬過18小時車程，好些學生帶着「死魚一樣的眼睛」下車，踩進恍如異域的土地。
內地考察團，總讓人擔心，會否洗腦？
他們去擠公交車、看民間組織、精選景點、讓學生自由行，有兩個孩子的他，說話詼諧內心卻是嚴父，以另類方法關懷、教育學生，守護緩慢長大的大孩子。
訪問當日，他前一晚才剛帶團回港，舟居勞頓，他說：「親身經歷比書本上學得深刻得多。」
18小時擠火車所目
帶學生團9年 堅持不坐高鐵
訂車票時，旅行社說他們「攞苦嚟辛，無學校好似你咁搞」去程火車，回程飛機，比直接來回機票貴。但他帶頭，九年來堅持不坐高鐵，坐火車，深圳到上海要十八小時，再由上海坐高鐵到北京，坐二十三小時到北京也試過。一團六個老師、三十二名學生，近年更有兩間學校加入。
「毒男腐女」 訪問乘客
中午一時開車，翌晨八時到達，十八小時困獸鬥，學生逃不掉只能面對。「路途較長，可以讓他們適應，不單是語言上的轉換，離香港這個地方，也希望他們離開本位思考，在旅途中要他們和乘客聊天。」他一聲令下，不准打機、玩啤牌，娛樂一律禁止。在火車上不能洗澡、頭髮油膩、寢食難安，但他覺得仍然可以很優雅，看看書、聊聊天，或看看風景也很好。於是，學生在車廂裏做訪問，然後即場創作，方老師口中的「毒男腐女」，主動的可以訪問到三四個乘客，被動一點的，也有一兩個。
不做港豬 離開本位思考
和乘客搭訕，對學生來說，當然困難，一是如何打開語言隔膜，但方老師鼓勵：「其實肯講就得」。二是，希望學生不要那麼本位思想，「我們只是港豬，本位思想是指只想着自己的事、自己的世界。你到一個那麼大的地方，你要打開心胸，去認識身邊的人和事。」第三是，學會包容和欣賞，「無論你同不同意，心裏要有愜意的感覺，看見新的事物，會覺得有意義，想記錄下來。」但一開始，總是荊棘滿途，學生太率性太急進，一開口便問「你支持平反六四嗎？」「踢水貨客對不對呢？」。方老師在旁調解，想知道別人的內心想法，也要時間醞釀，「就像你不會見到個女仔就嘴她，也要先傾偈。」之後兩晚他每晚花兩小時和學生檢討。在出發前也有工作坊，由普通話老師教授北京地道文化，如日常用語，不要稱呼人「小姐」；教如何過馬路、地鐵安檢、不能到處拉標語；飲食文化，街邊小食不要隨便吃；有學生抱着獵奇、消費的心態，想到王府井大街吃蠍子，他便得替他們「解毒」。
教「佔中」議題 正反均陳述
也有學生亂打亂撞，遇上前中學校長、年輕藝術家、親歷六四的大學畢業婦人，於是打蛇隨棍上，「火車上真的卧虎藏龍，你別看他其貌不揚，衣着一般，但原來都是與別不同的人。」教他們別標籤別人。方老師還發現，意想不到的是，「受訪者大抵對雨傘運動都支持，是因為『有希望、進步，是中國進步的動力』」，但反水貨客一事，就有保留。「內地人知道新聞經過過濾，所以不會盡信那一套。所以羅范椒芬說『不會洗腦』是對的，但當然我不同意她的邏輯，既然洗不了腦，你也沒理由讓他們偏食。」所以他教「佔中」議題，正反兩邊均衡陳述，鋪墊事實基礎，不加個人政治選擇，讓學生衡量以哪種價值為先。所以去年，他有時會在雨傘廣場上碰到學生。
「知道好嘢 知道cheap嘢」
老師事先聯絡民間團體、搜尋值得參觀的景點，比一般考察團需要更多準備工夫。在上海，他們住在虹口區，以前是日軍佔領區，一九三○年代時有為數三萬猶太人逃到此處，組成社區，還建成樓高三層的崇拜會館，現在是猶太難民紀念館。館內刻上一個個難民名字，擺放約櫃、《妥拉》（Torah，猶太教經典）、歷史文物和詳細展板，「這是中國難得有質素的博物館」，故宮也望塵莫及。「香港的學生沒有什麼博物館教育，一路上匆匆忙忙，你要慢慢細緻地看每一件事物，放在這裏自有其意思。」另一反面例子，就是奧林匹克公園。鳥巢和水立方保養不善，貴賓票有入無出，出來還要多付十五元。「所謂深層遊，看的東西很膚淺」，博物館沒有建築模型、設計概念，竟然只有幾張照片，如江澤民坐過的櫈、貴賓室，「真的cheap爆！好失望！」水立方則變成商場。走出廣場，在這個不知拆遷了多少間屋的地方，方老師教學生調整心態，「北京連續三天假期，工廠停工，終於有個『APEC藍』（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間的北京藍天）出現。我叫他們看看天空，很寬闊很藍，其實有很多可能性。你千里迢迢來到這裏，就要接納你的經歷，而你的品味也提升了，因為你知道什麼是好嘢，什麼是cheap嘢。」
「別消費別人感情」
他們還去了上訪辦，本來是平民申冤的地方，卻給人莫名恐懼。他告誡學生，可以給上訪者一對傾聽的耳朵，但「不要消費別人的感情，聽完哭完之後就拍拍屁股去吃蠍子」。他強調，上訪者的信也是民脂民膏，如果收了信，就要為他們做一點事，例如把故事寫下來，放上網，正如猶太難民紀念館裏的一句：「要將這件事告訴世人，別讓我們無聲無息地消失。」學生還有什麼可以幫忙？方老師說，剛巧他們之後參觀的，就是答案。在北京，出現了兩種人，一種叫「鼠族」，停車場變劏房，住在密不透風的地底。另一種叫「蟻族」，在北京打工沒有容身之所，只能搬到車程兩小時以外的農村，原村由幾千人變成四五萬人。在北京五環之外的北邊，就有一條昌平區東小口鎮半塔村，裏面有一個民間組織「農民之子」。幾個人租一個小舖位，艱苦經營，成為村內的社區中心，有鋼琴、畫板五臟俱全，長期舉辦各種文化藝術活動，說的是人文關懷、面向社區。「中國還有這樣勇猛、最叻的人，還在堅持。」方老師佩服不已。
自由行時間 讓學生跌碰成長
自由行時間，學生計劃行程、交通和膳食，老師做跟班在旁提點。於是，迷路、買票、遲到問題層出不窮，方老師少不免要兇狠地罵一頓。「偽文青說一句，讓學生自主，等他們跌一次，便會學多了。」後來有學生畢業，學着計劃，到青島踩單車。「整個世界都要你照顧學生，佔中又關你事，又說《基本法》學得不好，吸毒率高又要逼你驗尿」，這種教育之下，「沒有機會讓學生跌碰一次，他們便會失去能力。一生之中，誰沒有那麼一次覺得做錯事，很懊惱很後悔？人就是這樣才會長大，但現在整個教育制度就是不想讓學生長大。」他不期望學生會像變魔術一樣馬上改變，「但希望這是他們一生之中值得回憶的事。」
文/ 李寶瑜
圖/ 受訪者提供、李寶瑜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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