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你會選擇「新加坡模式」嗎？

【明報專訊】新加坡對筆者而言，一直是一個若即若離的「存在」。


1986年筆者人生第一次出國旅遊，去的國家就是新加坡。那時新加坡開國不到20年，卻早已呈現「東方瑞士」的氣派。1991年剛上大學的筆者，所寫的第一篇小論文，就是評論新加坡的政治。那時李光耀才剛卸下總理一職，交棒給吳作棟不久，筆者卻在文章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新加坡正在構築『李氏王朝』，真命天子是……」，若干年後，「果然」……


不過，在此之前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居四小龍之首，然而如今只有新加坡的三分之二。數字會說話，李光耀奠定的「新加坡模式」確實發揮了讓人刮目相看的效能。


所謂「新加坡模式」是李光耀以父權主義為本位的儒家傳統政治思維，糅合以法治主義為主軸的西方制度原理，融匯而成的治理模式。該體制生成於美蘇對立的冷戰時期，東亞親美獨裁政權如韓國、台灣、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一個個湧現，新加坡是其中之一。


雖然這些國家的獨裁者藉經濟發展來正當化其威權體制的存在，不過這些「開發型威權政體」大多在1980年代後期走向「現代化論」的方向：隨着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大量出現，最終促成威權政體的「民主轉型」。


只不過，新加坡卻成了典型的例外，這個東南亞唯一的先進國家以其傲視同群的經濟成就，說服其國民繼續支持執政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誠然，這種說服伴隨着限制國民的言論與新聞自由及對在野勢力的壓制。


然而，這種適合經濟高發展卻又能鞏固權力的「新加坡模式」，卻一再成了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後強調「依法治國」的中共在「崛起」時代尋求政權穩定的強心丸，甚至在香港社會要求「真普選」的「雨傘運動」後，還成了中南海最想借鑑的「治港新模式」。事實上，「8．31決定」正符合威權政體維持權力的「民主」思維——容許一定程度的選舉，但選舉結果必須是可控制的！


記得1998年筆者在哈佛大學的一場研討會上拿新加坡和香港做比較，指出「新加坡有民主無自由；香港則是有自由沒民主」，近20年過去，情形基本未變。


李光耀仙逝，引發兩岸三地紛紛再議「新加坡模式」。50年前剛建國的新加坡人均收入與台灣不相伯仲，如今已是台灣的兩倍。筆者在facebook問受「太陽花學運」洗禮後的台灣年輕人：「如果今天你有機會選擇，你會選擇新加坡模式嗎？」，隨即有不少回覆：「不！」。


經濟漸難成維持權力最有效因素

如何評價「新加坡模式」或「亞洲價值」，或許本質上是價值取向的問題，倘若在香港年輕族群中做同樣的調查，結果恐怕和台灣相去不遠。這也是在提醒中南海的為政者：經濟在21世紀的華人社會已愈來愈難成為維持權力的最有效因素。


事實上，儘管「新加坡模式」成效斐然，卻沒有任何國家成功加以複製，印證了其缺乏普遍性原理的局限。而在沒有政治強人的後李光耀時代，儘管依舊層層設限，如今執政黨的得票率卻已跌至六成，「新加坡模式」在當地還能走多遠，也是未知之數。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