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6年前，有一次，李光耀與《海峽時報》的記者進行深度訪談，當被問到他最欽佩的政治家是誰時，他提了3個，分別是邱吉爾、戴高樂和鄧小平。
「管治新加坡的人，一定要有鐵一般的意志，否則就別要沾手﹗這不是打牌消遣的玩意，這關乎生死存亡。」
（Whoever governs Singapore must have that iron in him, or give it up！ This is not a game of cards. This is your life and mine.）
從這3個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李光耀對政治領袖素質要求的內心投射。有趣的是，這3個同是出名心高氣傲的人，並不是什麼謙謙君子，但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在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能夠有非凡勇氣、決心、堅毅，以大膽行動去挽救國家的人，而鄧小平又再多一項，那就是同時又靈活和敢於變通，「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
邱吉爾和戴高樂是在二次大戰兵凶戰危、國家破亡時臨危受命，守護祖國河山；而鄧小平則是國家經過文革十年浩劫變得滿目瘡痍時，扛起一個爛攤子，力挽狂瀾於既倒。而李光耀亦同樣是在新加坡危難時肩負起國家的重擔，先是脫離英國，後與馬來亞合併成聯邦，之後再被驅逐出聯邦，在一塊全無天然資源，甚至連食水都沒有的彈丸之地，帶領國民掙扎求存。
「我不想讓人以為我是鷹派和鴿派。如果以飛禽來自比，我寧願選擇貓頭鷹（筆者按：貓頭鷹代表智慧和思考）。」
（I do not want to sound like a hawk or a dove. If I have to choose a metaphor from the aviary, I would like to think of the owl.）
在生存和發展為大前提下，他治國可謂用盡一切手段。
對外，他在戰後冷戰列強之間左右逢源，不結盟，但亦哪個也不得罪；他一生反共，卻在與台灣保持友好之餘，亦與中國大陸共舞，採取「平衡外交」。這就像當年邱吉爾為了打贏二次大戰，一方面與美國結盟，但亦不排拒宿敵蘇聯加入。
對內，他抗拒西方民主人權價值，卻起用西方資本主義來發展經濟，這還不止，他帶領新加坡脫離英國獨立，卻以英文為法定語言，反而輕華語，甚至放下司法尊嚴和自主，繼續以英國樞密院為終審法院，直至1989年才結束，這都是為了讓外商放心投資當地，振興當地經濟。就像當年鄧小平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共產主義，沒有拘泥於意識形態的框框，大膽以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來改革瀕危的經濟。
這種外交、意識形態，以及政策上的實用主義和靈活性，讓新加坡不單能夠生存，還取得長足的發展，最後甚至進入發達國家之列。這與鄧小平，以同樣的實用主義和靈活性，把中國從一片廢墟中，帶上經濟騰飛的大路，可謂異曲同工。
「我不在乎自己是否政治正確，我只在乎自己是否正確。」
（I am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 am interested in being correct.）
雖然崇尚西方經濟模式，但李光耀和鄧小平同樣抗拒西方民主人權價值。當鄧小平只會以「左口左面」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來作反擊時，李光耀卻更聰明的以「亞洲」的獨特性來為其反駁作包裝。他認為民主並不是普世價值，在新加坡的多元種族和文化背景下，根本行不通。
正如《明報》的報道提到，他坦然承認國內種族問題也是自己反對照搬民主的原因之一，於2005年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時，他說：「在多種族社會，你不會根據經濟和社會利益投票，只會根據種族和宗教投票，假設我在這裏運行他們（英國式民主）系統，馬來人會投給穆斯林，印度人會投給印度人，華人會投給華人，我會見到國會長期陷入無法解決的衝突，因為華人多數會永遠凌駕其他人。」
他於1988年在美國報業編輯協會的演講會中，更斬釘截鐵的說：「將傳媒視為第四權的理論，並不適合新加坡。我們不能讓本地傳媒扮演像美國傳媒的角色，那就是：政府的監察、對抗，和質疑者。」
「我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總理之一，也可能是第三世界最窮的總理之一。」
（I am one of the best paid and probably one of the poorest of the third world prime ministers.）
但比起鄧小平，李光耀至少有一點超越對方，那就是他把政府和國家建設得廉潔，不像前者，連自己的家庭亦陷入「官倒」和貪腐醜聞，更遑論政府和國家。他更在回憶錄中提到，在1959年新加坡第一屆政府宣誓就職時，他要求內閣成員一律穿白色恤衫和白色長褲，以彰顯新政府在廉潔上的決心。之後，一方面高薪養廉；另一方面也在制度上進行了很多廉政建設，也敢於打大老虎，並大義滅親，包括他的老戰友環境發展部長黃循文，及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等。
「我說得出，做得到，隨時準備好捍衛自己的言論，至死不悔。」
（I stand, fight, live and die by what I say.）
如今，李光耀從此長眠地下，喜歡他的人，會說他治國有方，愛民如子，以國家利益為唯一依歸等；至於不喜歡他的人，則會說他侵犯人權，箝制媒體，打壓異己，以民主之名實行專制，對人民過於家長心態等，總之是莫衷一是，褒貶不一。但慣於我行我素的李光耀，九泉之下，又豈會在意？
正如馬來西亞首相納吉曾談及李光耀時曾如此說：「如果我們繼續生光耀的氣，用字典和詞典裏所有形容傲慢的字眼來攻擊他，我相信光耀一點也不會操心，他一樣會睡得安穩。」（If we want to continue to be angry at Kuan Yew and use various arrogant definitions in the dictionary or thesaurus on Kuan Yew, I am convinced that it will not disturb Kuan Yew at all ... he will continue to sleep well.）
但有一點卻懸而未決的是，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衝突》）一書的作者，已故政治學大師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預言李光耀所一手一腳建立的制度，將隨這位政治強人一起走進墳墓，究竟這個預言會否實現？這將是「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最大的挑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新聞類別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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