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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新加坡模式是結合了李光耀個人、獨特地緣政治、二次大戰後國際風雲際會與星洲人民辛勤努力的成果,其他國家地區難以複製。李光耀帶領新加坡與強鄰融洽相處、周旋於大國之間的生存之道,毫無疑問是星洲得以安全、穩定、繁榮的要素之一。香港並非獨立主權國家,是中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不過,相比與李光耀尋求新加坡安全而以小事大的智慧,性質上有契合之處,值得港人咀嚼和參考。
強鄰環伺低調應對
實用主義長袖善舞
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之時,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都不太友善,加上資源極度缺乏,連食水也要馬來西亞供應,內外環境惡劣,當時國際社會不少人質疑新加坡能否生存。李光耀面對人口總計逾億的強鄰,與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組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但為了讓這4國放心,新加坡是在它們都與中國建交之後,才於1990年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另外,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要塞,美國全球戰略部署用了這枚棋子,可是即使如此,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並不隔閡。
李光耀不諱言反共,但他於1976年訪華,並與毛澤東會晤,此後跟歷任中國領導人都保持良好關係;在中國崛起趨勢無可阻擋之後,李光耀又支持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李光耀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應對問題不講意識形態,不掉入非黑即白的窠臼;只要對新加坡有利的就會去做,可說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他帶領新加坡與強鄰和大國互動時,不失自主、堅持的獨立身分。另外,在與中國建交之後第3年(1993年),兩岸首次非官方接觸的汪辜會談就在新加坡舉行,反映了李光耀善用形勢,充分顯露以小事大的智慧。
就一個蕞爾小國而言,李光耀在外交領域的務實圓融,利用一切有利因素,為新加坡爭取到最大空間,確保了國家安全,在穩定環境中大力發展經濟。這是近世小國外交的其中一次耀目成就。除了新加坡,也有一些小國是在大國之間找到生存空間;例如法國南部的摩納哥,面積不到2平方公里,人口不及4萬,以旅遊賭業起家,兼及娛樂事業,現在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摩納哥幅員細小,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不高,但是摩納哥與法國的關係良好,這是另一個以小事大智慧的實例。
另外,歐洲小國芬蘭在蘇聯時代也是發揮以小事大智慧,避免觸動蘇聯的核心利益,使芬蘭在東西方尖銳對立的冷戰年代,得以獨立生存於「北極熊」身旁。當時芬蘭不僅與北約集團保持距離,在它的勢力範圍內也不容許反蘇的聲音和活動。正是芬蘭處理好與蘇聯的互動,到蘇聯解體時,芬蘭仍然是獨立自主的國家。有學者研究「芬蘭個案」,認為已經超越芬蘭的獨特歷史經驗,而是關乎小國的適應性政治,即是小國為適應強鄰,或許要放棄邊緣價值以採取保存本身的核心價值。
由新加坡、摩納哥與芬蘭的事例,說明小國在大國的陰影或夾縫中求生存,都必須發揮以小事大智慧,讓大國接受小國的存在,並給予發展空間,其間過程或許涉及因緣際會。不過,首要是小國知道自己的局限,不去挑釁大國,勿讓大國感到不舒服,則大國與小國共存的情况才會出現。
香港並非獨立國家,是中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不過,香港經濟、社會與司法制度與內地不同,而大陸的體積遠大於香港,力量對比懸殊;對香港而言,實際上存在以小事大,即是處理好與內地相處和互動的問題。若以適應性政治解構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一國兩制」,因為若兩制不保,變成一國一制,則香港的獨特之處就會消失。
港與大陸互動
李光耀早有建言
近年,內地旅客過多而影響了一些市民的生活,少數人利用這種情况,以「本土」之名反內地旅客,使兩地和民衆之間的矛盾轉趨尖銳。另外,隨着政制爭拗升溫,衍生少數人的「港獨」主張,觸動北京最敏感的神經。雖然迄今無人公然推動港獨,但是港獨主張與反內地旅客同時出現,從以小事大的角度審視,看不到對港有任何好處;從北京中央的角度,難免對港政策採取從緊不從寬,以防局勢失控。
港英管治香港的時候,有一條不宣之於口的政策,就是不能損害與鄰近地區的關係,「鄰近地區」指的就是「大陸」。當年一些台灣拍攝的電影,港英政府認為題材敏感,為免刺激大陸,禁止在港放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官方不會做對抗中央的事,但是民間活動是否已經超越了「損害與鄰近地區關係」的界線,值得檢視和反思。若小的香港,經常令大的大陸不舒服,則兩地關係將難以良性互動。
李光耀關心香港事務,回歸前後多次就香港事務發表看法,他在10多年前回憶說﹐香港特首董建華在治理香港時﹐須與中國領導人相互配合﹐兼收並蓄﹐唯有在與中國大陸和平相處﹐共存共榮的原則下﹐才能保全香港的利益﹐繼續維持香港的發展。15年前,李光耀接受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發表演講,說香港民主化,要視乎港人是否願意按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些論述,實際涉及香港如何處理與北京中央的關係,是貫串李光耀以大事小行事準則的建言,用以檢視香港現况,顯示他對香港事務的識見與洞察力,值得港人思考。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強鄰環伺低調應對
實用主義長袖善舞
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之時,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都不太友善,加上資源極度缺乏,連食水也要馬來西亞供應,內外環境惡劣,當時國際社會不少人質疑新加坡能否生存。李光耀面對人口總計逾億的強鄰,與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組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但為了讓這4國放心,新加坡是在它們都與中國建交之後,才於1990年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另外,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要塞,美國全球戰略部署用了這枚棋子,可是即使如此,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並不隔閡。
李光耀不諱言反共,但他於1976年訪華,並與毛澤東會晤,此後跟歷任中國領導人都保持良好關係;在中國崛起趨勢無可阻擋之後,李光耀又支持美國重返亞洲的「再平衡」戰略。李光耀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應對問題不講意識形態,不掉入非黑即白的窠臼;只要對新加坡有利的就會去做,可說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他帶領新加坡與強鄰和大國互動時,不失自主、堅持的獨立身分。另外,在與中國建交之後第3年(1993年),兩岸首次非官方接觸的汪辜會談就在新加坡舉行,反映了李光耀善用形勢,充分顯露以小事大的智慧。
就一個蕞爾小國而言,李光耀在外交領域的務實圓融,利用一切有利因素,為新加坡爭取到最大空間,確保了國家安全,在穩定環境中大力發展經濟。這是近世小國外交的其中一次耀目成就。除了新加坡,也有一些小國是在大國之間找到生存空間;例如法國南部的摩納哥,面積不到2平方公里,人口不及4萬,以旅遊賭業起家,兼及娛樂事業,現在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摩納哥幅員細小,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不高,但是摩納哥與法國的關係良好,這是另一個以小事大智慧的實例。
另外,歐洲小國芬蘭在蘇聯時代也是發揮以小事大智慧,避免觸動蘇聯的核心利益,使芬蘭在東西方尖銳對立的冷戰年代,得以獨立生存於「北極熊」身旁。當時芬蘭不僅與北約集團保持距離,在它的勢力範圍內也不容許反蘇的聲音和活動。正是芬蘭處理好與蘇聯的互動,到蘇聯解體時,芬蘭仍然是獨立自主的國家。有學者研究「芬蘭個案」,認為已經超越芬蘭的獨特歷史經驗,而是關乎小國的適應性政治,即是小國為適應強鄰,或許要放棄邊緣價值以採取保存本身的核心價值。
由新加坡、摩納哥與芬蘭的事例,說明小國在大國的陰影或夾縫中求生存,都必須發揮以小事大智慧,讓大國接受小國的存在,並給予發展空間,其間過程或許涉及因緣際會。不過,首要是小國知道自己的局限,不去挑釁大國,勿讓大國感到不舒服,則大國與小國共存的情况才會出現。
香港並非獨立國家,是中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不過,香港經濟、社會與司法制度與內地不同,而大陸的體積遠大於香港,力量對比懸殊;對香港而言,實際上存在以小事大,即是處理好與內地相處和互動的問題。若以適應性政治解構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一國兩制」,因為若兩制不保,變成一國一制,則香港的獨特之處就會消失。
港與大陸互動
李光耀早有建言
近年,內地旅客過多而影響了一些市民的生活,少數人利用這種情况,以「本土」之名反內地旅客,使兩地和民衆之間的矛盾轉趨尖銳。另外,隨着政制爭拗升溫,衍生少數人的「港獨」主張,觸動北京最敏感的神經。雖然迄今無人公然推動港獨,但是港獨主張與反內地旅客同時出現,從以小事大的角度審視,看不到對港有任何好處;從北京中央的角度,難免對港政策採取從緊不從寬,以防局勢失控。
港英管治香港的時候,有一條不宣之於口的政策,就是不能損害與鄰近地區的關係,「鄰近地區」指的就是「大陸」。當年一些台灣拍攝的電影,港英政府認為題材敏感,為免刺激大陸,禁止在港放映。今時今日,特區政府官方不會做對抗中央的事,但是民間活動是否已經超越了「損害與鄰近地區關係」的界線,值得檢視和反思。若小的香港,經常令大的大陸不舒服,則兩地關係將難以良性互動。
李光耀關心香港事務,回歸前後多次就香港事務發表看法,他在10多年前回憶說﹐香港特首董建華在治理香港時﹐須與中國領導人相互配合﹐兼收並蓄﹐唯有在與中國大陸和平相處﹐共存共榮的原則下﹐才能保全香港的利益﹐繼續維持香港的發展。15年前,李光耀接受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時發表演講,說香港民主化,要視乎港人是否願意按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些論述,實際涉及香港如何處理與北京中央的關係,是貫串李光耀以大事小行事準則的建言,用以檢視香港現况,顯示他對香港事務的識見與洞察力,值得港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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