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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近年政府提出較大型基建項目，都遭遇到社會廣泛反對。
大型基建本身銀碼和規模較大、牽涉的人較多是潛在的因素，發展步伐的意識形態之爭亦有極大影響。這些理念上的分歧、與實際持份者受到的影響等，縱或未必能完全梳理但總可以緩減。
可是，近年這些分歧，卻好像愈來愈趨向互不理解、互不說服；特別是不同壓力團體向政府游說的時候，更會時常有像對着牆壁說話的情况。
政府握有最多資訊和資源，在這些問題上本應可扮演更多調和的角色，但很可惜極大部分時候，都選擇了「死推爛推」一途。將反對聲音標籤為反發展、阻住地球轉，拒絕和他們協調商討妥協，只會堅持原計劃或只作無關痛癢的小修小補。久而久之，便失去了醞釀公眾共識的能量，而只能以極端方法——如去年在立法會靠財委會主席粗暴「主持」會議，或最近以融資為名繞過民意機構監察——夾硬把工程上馬。
每一次硬推，便愈加消磨政府的調和角色及可信度，未來就更加沒有推展基建工程的能量。
另一個原因，則是在公民社會日漸壯大，民間意識與資訊都在增長的同時，整個政府體系仍未能跟上發展。例如政府習慣會先在內部有很詳細的討論，經過內部上上落落反覆討論，覺得無懈可擊才把計劃放到公眾層面。有這樣的背景，外間的意見便難再動搖部門內反覆討論的定見，部門傾向「捍衛」自己提出的方案，而不是以開放的態度與人交流。這也是公眾認為政府不聽民意的一個重要原因。
回到最近機場第三跑道的爭議，由一開始是否需要加大航運容量，到是否要建第三跑道，到怎樣建第三跑道，到整個融資安排，每一步都可以早早吸納意見，而不需要走到今天的情景。
作者是民主黨副主席、南區區議員
大型基建本身銀碼和規模較大、牽涉的人較多是潛在的因素，發展步伐的意識形態之爭亦有極大影響。這些理念上的分歧、與實際持份者受到的影響等，縱或未必能完全梳理但總可以緩減。
可是，近年這些分歧，卻好像愈來愈趨向互不理解、互不說服；特別是不同壓力團體向政府游說的時候，更會時常有像對着牆壁說話的情况。
政府握有最多資訊和資源，在這些問題上本應可扮演更多調和的角色，但很可惜極大部分時候，都選擇了「死推爛推」一途。將反對聲音標籤為反發展、阻住地球轉，拒絕和他們協調商討妥協，只會堅持原計劃或只作無關痛癢的小修小補。久而久之，便失去了醞釀公眾共識的能量，而只能以極端方法——如去年在立法會靠財委會主席粗暴「主持」會議，或最近以融資為名繞過民意機構監察——夾硬把工程上馬。
每一次硬推，便愈加消磨政府的調和角色及可信度，未來就更加沒有推展基建工程的能量。
另一個原因，則是在公民社會日漸壯大，民間意識與資訊都在增長的同時，整個政府體系仍未能跟上發展。例如政府習慣會先在內部有很詳細的討論，經過內部上上落落反覆討論，覺得無懈可擊才把計劃放到公眾層面。有這樣的背景，外間的意見便難再動搖部門內反覆討論的定見，部門傾向「捍衛」自己提出的方案，而不是以開放的態度與人交流。這也是公眾認為政府不聽民意的一個重要原因。
回到最近機場第三跑道的爭議，由一開始是否需要加大航運容量，到是否要建第三跑道，到怎樣建第三跑道，到整個融資安排，每一步都可以早早吸納意見，而不需要走到今天的情景。
作者是民主黨副主席、南區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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