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已歷時數周的反水貨客行動，本來一開始時也不乏積極意義，有責成政府、警示水貨客及讓區外港人了解水貨活動猖獗的作用，可惜行動發展至今，出現欺負老弱婦孺的暴力行為，已超出任何可接受的底線，明顯不是「誤中副車」，而是背道而馳。
在陸港關係中，本來香港已有一個穩贏不輸的大方略，就是向大陸向國人展現香港在制度與道德方面的優越性，曉以大義，這樣才有望最終令大陸坦誠面對並接受香港的一套。可是現在示威者連他人基本權利也不顧，肆無忌憚地展現港人醜陋的一面，完全違背香港的核心價值，如此只會令今後的路更難走。
陸港區隔乃下策
是次反水貨客行動亦反映出本土派以區隔的手段來「保護香港」，認為這是一勞永逸的辦法，簡直是癡人說夢——連反水貨客示威這種小規模行動也這樣徒勞無功、弄巧反拙，惹來全城譴責，試問更大規模的區隔又從何說起？
由此可見，我們需要一個比區隔更有效且更系統化的辦法來應對陸港矛盾。易中天教授在其《帝國的終結：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批判》中，說明人類社會主要有3種形式：武力社會、財力社會和權力社會，而財力社會基本上與其他兩種社會是不相容的，但恰恰歷史上「貨真價實」的帝國，比如中華帝國和蒙古帝國，都屬於一種既崇尚權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來獲得和維繫權力的制度，因而財力社會與帝國形成了兩種格格不入的制度。
讀者也不難猜到，筆者想說明香港作為一個財力社會，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帝國」（中國）。歷史顯示財力社會最終會被帝國所吞併或吸收，比如雅典造就的不是希臘帝國，而是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威尼斯被拿破崙㼄囍a利N大利征服；荷蘭的制度則為英國所吸收，最終落根於美國（荷蘭卻形存而神滅）——如果認為單憑區隔或自立門戶就能逃過這歷史的必然，實在是過分天真。
區隔或切割更不見容於中國的另一原因，是一直以來中國之所以能長期維持大一統，靠的就是文化——「無論你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只要接受中國文化，就是中國人。相反，如果你放棄中國文化，那你不是中國人，當然也不是外國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易中天）。港人在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和生活習慣上已跟一般中國人有着相當分別，要是再跟大陸和中國文化區隔或切割的話，會被視為對中國的大一統基礎的挑戰。
既然區隔並非一個選項，那麼作為一個財力社會，香港該何去何從呢？可幸的是，現代中國已不再是過往重農抑商，行小農經濟的中國，今天頻繁和龐大的商業活動已令中國意識到建立法治的重要，這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然而建立法治（以及共和、民主、憲政）必需的政治傳統和思維方式，是中華民族所沒有具備的，亦無法從中國政治文化的傳統中，找到可資借鑑的經驗。
正如易教授所言，中國人更看重的是信義而不是契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麼可能有法治，又怎麼可能有憲政呢？因而這些制度只能產生於財力社會，即只能產生於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國家。其他國家（武力社會或權力社會）不可能自發地產生這些制度，只能從商業國家輸入，或向商業國家學習。而只有商業活動，才強烈地要求明晰產權，分清公私，因為買賣無非權屬的讓渡，如果產權不明，買賣雙方就不能成交，因此完備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是市場良好運作的前提——這個重任落在香港身上實在最自然不過。
港財力社會催生新歷史角色
因此，與其港人整天批評中國政治改革緩慢，不想給香港民主，倒不如自己去打開突破口，想辦法讓大陸更樂意地更有效率地學習並吸收香港的法治理念和基礎，為中國下一步建設憲政與民主帶來條件，這樣才有機會讓兩種格格不入的制度、文化、傳統有融合的可能。之不過，自佔領運動以來，港人一系列的激烈行徑，卻正在中斷中共這個既符合歷史客觀發展，且對港人有利的學習與輸入過程，而這個過程的中斷或逆轉，將令中國關上大門，令香港失去在日後中國政治發展中的一切角色，最後只剩下被「吞併」一途。
事實上，早在這之前，對於商業化後的中國文明該如何走下去，香港本應可早一步提供答案及啟示，只是港人一直對中國國情、文化、傳統等都不甚了解，亦興趣缺缺，以致一次又一次錯失良機。今後港人如欲重新掌握未來，不再消極且無益地抵抗中央的話，則必須多了解中國的邏輯，並且在這些制高點處着手，才能掌握先機，重拾主動。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新聞類別
港聞
詳情#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