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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英文「legitimacy」一詞來自拉丁文「legitimare」，意思是「使之合法」。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和產生方法完全符合《基本法》，合法性無可置疑。問題是「legitimacy」除了指「合法性」之外，還包含「認受性」。所謂「認受性」，就是市民給予政府和領導人在道德上和行為規範上的支持和認可。梁振英政府具備百分百的合法性，但它的認受性卻備受質疑。
這個存在於「合法性」與「認受性」之間的巨大裂口（legitimacy gap）需要靠市民採取積極支持政府的行動來修補。學者稱這種由下而上，指望加強政府認受性的行動為「同意行動」（act of consent）。梁振英上台之後，從「港人講地」到「幫港出聲」，這類活動不但更有組織和規模，也以更大的力度展開。然而即使將所有這些「同意行動」加在一起，所產生的效果也抵消不了「佔中」這史無前例的「異議行動」（act of dissent）的殺傷力。
當然，特區政府還可以靠出色的工作表現和政績來爭取民心。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 Merton）認為，我們不用人說服就接受科學的權威，因為科學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它的用處和影響力（Our readiness to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science rests upon its daily demonstration of power）。政府的管治權威，以及市民對政府管治的認受性，也應該建基於政府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力。的確，一個能幹、有為、能夠令市民安居樂業的政府，不管透過什麼選舉制度產生，也自然享有高民望和高認受性，政治學者稱之為「performance legitimacy」。
天下大亂形勢好
也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反政府和反北京勢力下定決心要將梁振英政府變成跛腳鴨政府。香港政府的管治出現危機，因為它在行使權力的時候處處碰壁和受到挑戰。小至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和處理自由行及一簽多行引發的民生問題，大至解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和推動政改，政府在嘗試「適度有為」的過程中不經意地展示了它行使權力的「無效果」和「不奏效」。打擊政府的管治權威，削弱政府的管治能力，令向北京效忠的特區政府無法從有效管治中得到認受性，這是反對派搞不合作運動和動員群眾抗爭的真正目的。明乎此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們不想政改在立法會通過——他們寧願已被定型的梁振英繼續執政，也不想民望高的沈祖堯有當選甚至出選的機會。總之一切「以大局為重」，而所謂「大局」，就是香港必須難以管治。毛澤東「天下大亂形勢好」的管治哲學，成為香港民主派的指導原則，多麼諷刺。
如何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與政府的管治能力？這是政府與市民需要共同面對、合力尋找解決方法的問題。這既是政治，也是道德。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史學家夏平（Steven Shapin）曾經指出，科學知識普及的條件是社會上尤其是科學界必須有一種誠實、講真話和追求真相的文化（a culture of truthfulness）。行外人的科學知識，以至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科學家的「一面之詞」。是故，科學家的誠信至為重要。對他們來說，講真話應該是榮譽攸關，甚至生死攸關的事情。提出日心學說的哥白尼（Copernicus）和進化論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面對千夫所指仍然堅持說出自己發現的真相，最終改變人類對自然及自身的看法。他們首先是受人尊敬的正人君子（gentlemen），然後才是卓然有成的科學家。他們的可靠和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構成整個社會的科學知識的基礎。
政府做得對應予支持
有效管治建基於官民的互信，這也是所謂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精神。政治領袖不一定是受人尊敬的正人君子。坦白說，單靠品行端正和人格高尚，不足以帶領我們在險惡的世途上路。他除了有領導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是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首要考慮。在這個意義上，管治的關鍵是爭取應得的信任，因此在本質上是道德行為。同樣，被管治者要做良好市民也必須是「道德人」（moral beings）：不僅要奉公守法，更要明辨是非，在政府做得對的時候給予它應得的支持。
文﹕林沛理 專欄作家
這個存在於「合法性」與「認受性」之間的巨大裂口（legitimacy gap）需要靠市民採取積極支持政府的行動來修補。學者稱這種由下而上，指望加強政府認受性的行動為「同意行動」（act of consent）。梁振英上台之後，從「港人講地」到「幫港出聲」，這類活動不但更有組織和規模，也以更大的力度展開。然而即使將所有這些「同意行動」加在一起，所產生的效果也抵消不了「佔中」這史無前例的「異議行動」（act of dissent）的殺傷力。
當然，特區政府還可以靠出色的工作表現和政績來爭取民心。美國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 Merton）認為，我們不用人說服就接受科學的權威，因為科學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它的用處和影響力（Our readiness to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science rests upon its daily demonstration of power）。政府的管治權威，以及市民對政府管治的認受性，也應該建基於政府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力。的確，一個能幹、有為、能夠令市民安居樂業的政府，不管透過什麼選舉制度產生，也自然享有高民望和高認受性，政治學者稱之為「performance legitimacy」。
天下大亂形勢好
也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反政府和反北京勢力下定決心要將梁振英政府變成跛腳鴨政府。香港政府的管治出現危機，因為它在行使權力的時候處處碰壁和受到挑戰。小至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和處理自由行及一簽多行引發的民生問題，大至解決香港人的居住問題和推動政改，政府在嘗試「適度有為」的過程中不經意地展示了它行使權力的「無效果」和「不奏效」。打擊政府的管治權威，削弱政府的管治能力，令向北京效忠的特區政府無法從有效管治中得到認受性，這是反對派搞不合作運動和動員群眾抗爭的真正目的。明乎此理，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們不想政改在立法會通過——他們寧願已被定型的梁振英繼續執政，也不想民望高的沈祖堯有當選甚至出選的機會。總之一切「以大局為重」，而所謂「大局」，就是香港必須難以管治。毛澤東「天下大亂形勢好」的管治哲學，成為香港民主派的指導原則，多麼諷刺。
如何提升香港的管治水平與政府的管治能力？這是政府與市民需要共同面對、合力尋找解決方法的問題。這既是政治，也是道德。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史學家夏平（Steven Shapin）曾經指出，科學知識普及的條件是社會上尤其是科學界必須有一種誠實、講真話和追求真相的文化（a culture of truthfulness）。行外人的科學知識，以至對外在世界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來自科學家的「一面之詞」。是故，科學家的誠信至為重要。對他們來說，講真話應該是榮譽攸關，甚至生死攸關的事情。提出日心學說的哥白尼（Copernicus）和進化論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面對千夫所指仍然堅持說出自己發現的真相，最終改變人類對自然及自身的看法。他們首先是受人尊敬的正人君子（gentlemen），然後才是卓然有成的科學家。他們的可靠和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構成整個社會的科學知識的基礎。
政府做得對應予支持
有效管治建基於官民的互信，這也是所謂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精神。政治領袖不一定是受人尊敬的正人君子。坦白說，單靠品行端正和人格高尚，不足以帶領我們在險惡的世途上路。他除了有領導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是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首要考慮。在這個意義上，管治的關鍵是爭取應得的信任，因此在本質上是道德行為。同樣，被管治者要做良好市民也必須是「道德人」（moral beings）：不僅要奉公守法，更要明辨是非，在政府做得對的時候給予它應得的支持。
文﹕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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