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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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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柴靜震撼性的《穹頂之下》成為當下中國最熱門的話題。在中國這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即便作品再優秀，柴靜影響力再大，主題再吸引，如此一部反思性的作品在短期內得到極大的傳播和熱烈反響，如果說背後未得到官方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儘管如此，那絲毫不能影響柴靜本身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演講的精彩，以及作品本身的正義性。
惟對其效果切不可期望過高。
環保問題似乎是和每一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但實際上在中國沒有多少人願意為之付出太大的代價。很多人都認為「別人」應承擔環保的責任。以前有提議發展先進的東部應該積極補貼給後進西部地區，換取他們「不開發」當地自然資源（比如林木、水電等）。西部的人認為發展是他們的正當權利，而東部的人則自私地認為，西部人本身要環保是「應該」的，要東部支付一定的金錢換來他們「什麼都不做」，是對東部的不公平。
都認為「別人」應負環保責任
在改革開放之初，外國環保專家就憂心忡忡地說，中國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他們很不希望中國重複西方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但這些意見在當時是非常不入耳的。沒有什麼中國人認同為了環保而稍微減低一下發展速度是正確的。為了「發展」和「國家利益」，環保問題總是擺在最後一位，訂立的法規基本形同虛設。
儘管開始關注環保什麼時候都不會太遲，但中國環保事業已經過了最佳的開始時機，它應該如外國專家建議的那般在中國發展一開始時就進行，而不是一種不公平的發展到了一半的時候，現在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
現在，發展是硬道理，GDP是首要任務，已經成為根深柢固的理論和需要。中國發展的步伐一旦降下來，會帶來無法預料的經濟問題外，轉型環保無可避免地拖緩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嚴重耗能和高排產業所形成的巨大利益鏈，不但是先富黨的紅利，也是無數底層人民生存的依賴。這些產業是「太大而不能倒」的，一倒就會帶來大規模的失業以致社會不穩等政治問題。自從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沒落以來，一般認為中共統治的合理性來自兩方面，一是民族主義，二是發展速度。「中國夢」、民族復興和「一帶一路」都是依靠高速增長來維持的。一旦失去發展，後果堪虞。
GDP成首要 產業「太大不能倒」
即便先富和中產階級（如柴靜等）接受了環保高於發展的理論，「未富」的人亦會質疑這種理論的自私，正如中國質疑西方要求中國減排一樣。
國際社會不斷呼籲中國應該積極承擔減少碳排放的國際義務。但與此對應的是中國在歷次世界減排大會中二十年如一日地重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作為「世界老二」和最大碳排放國家的中國一方面堅持「發展中國家」的標籤，要求西方國家的「技術和資金轉讓」，一方面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減排環保壓力描述為「西方阻礙中國發展的陰謀」。實質上就是和美國一起扯貓尾，互相推卸責任，心照不宣地共同抵制國際社會的環保壓力。
國家做榜樣 難責發展優先者
於是，中國和西方國家，先是比「總排放量」，再是比「歷史排放量」，然後比「人均排放量」，再比「單位GDP排放量」，再是比「歷史人均排放量」，以後無疑還會再比「歷史人均單位GDP排放量」。總之，如果中國不把西方國家的歷程在每一個可比較的細節都不吃虧地走一次不會心滿意足。
有國家這榜樣，你很難責備那一部分認為發展高於環保的人的認識是錯的。
幸運的是，與其他環保問題相比，只要有決心，霧霾問題還不至於在科學上無法逆轉，比如「APEC藍」就是這樣。但同樣不利的是，在社會學上，牽涉的利益太多和太大，令它難以在2030年，即中國承諾排放達到峰值之前被根本扭轉。
作者簡介﹕旅美歷史學者
惟對其效果切不可期望過高。
環保問題似乎是和每一個人都是息息相關的，但實際上在中國沒有多少人願意為之付出太大的代價。很多人都認為「別人」應承擔環保的責任。以前有提議發展先進的東部應該積極補貼給後進西部地區，換取他們「不開發」當地自然資源（比如林木、水電等）。西部的人認為發展是他們的正當權利，而東部的人則自私地認為，西部人本身要環保是「應該」的，要東部支付一定的金錢換來他們「什麼都不做」，是對東部的不公平。
都認為「別人」應負環保責任
在改革開放之初，外國環保專家就憂心忡忡地說，中國這樣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他們很不希望中國重複西方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但這些意見在當時是非常不入耳的。沒有什麼中國人認同為了環保而稍微減低一下發展速度是正確的。為了「發展」和「國家利益」，環保問題總是擺在最後一位，訂立的法規基本形同虛設。
儘管開始關注環保什麼時候都不會太遲，但中國環保事業已經過了最佳的開始時機，它應該如外國專家建議的那般在中國發展一開始時就進行，而不是一種不公平的發展到了一半的時候，現在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
現在，發展是硬道理，GDP是首要任務，已經成為根深柢固的理論和需要。中國發展的步伐一旦降下來，會帶來無法預料的經濟問題外，轉型環保無可避免地拖緩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嚴重耗能和高排產業所形成的巨大利益鏈，不但是先富黨的紅利，也是無數底層人民生存的依賴。這些產業是「太大而不能倒」的，一倒就會帶來大規模的失業以致社會不穩等政治問題。自從無產階級革命理論沒落以來，一般認為中共統治的合理性來自兩方面，一是民族主義，二是發展速度。「中國夢」、民族復興和「一帶一路」都是依靠高速增長來維持的。一旦失去發展，後果堪虞。
GDP成首要 產業「太大不能倒」
即便先富和中產階級（如柴靜等）接受了環保高於發展的理論，「未富」的人亦會質疑這種理論的自私，正如中國質疑西方要求中國減排一樣。
國際社會不斷呼籲中國應該積極承擔減少碳排放的國際義務。但與此對應的是中國在歷次世界減排大會中二十年如一日地重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作為「世界老二」和最大碳排放國家的中國一方面堅持「發展中國家」的標籤，要求西方國家的「技術和資金轉讓」，一方面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減排環保壓力描述為「西方阻礙中國發展的陰謀」。實質上就是和美國一起扯貓尾，互相推卸責任，心照不宣地共同抵制國際社會的環保壓力。
國家做榜樣 難責發展優先者
於是，中國和西方國家，先是比「總排放量」，再是比「歷史排放量」，然後比「人均排放量」，再比「單位GDP排放量」，再是比「歷史人均排放量」，以後無疑還會再比「歷史人均單位GDP排放量」。總之，如果中國不把西方國家的歷程在每一個可比較的細節都不吃虧地走一次不會心滿意足。
有國家這榜樣，你很難責備那一部分認為發展高於環保的人的認識是錯的。
幸運的是，與其他環保問題相比，只要有決心，霧霾問題還不至於在科學上無法逆轉，比如「APEC藍」就是這樣。但同樣不利的是，在社會學上，牽涉的利益太多和太大，令它難以在2030年，即中國承諾排放達到峰值之前被根本扭轉。
作者簡介﹕旅美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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