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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幽默（humor）在現代社會的政治傳播中有重要的角色。西方政治家多多少少都要有點幽默感，能在公開演說中恰當地加插一兩個笑話。幽默感也可以幫助從政者在面對批評時保持從容和風度。前年年底財政司長曾俊華在一個《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中被雞蛋擲中，在現場回應時說幸好自己沒有穿上「靚西裝」，就帶來不錯的效果。雖說這只是公關伎倆，但總好過不知所措或大肆批評擲蛋者。
幽默有很多類型，而在眾多類型中，戲謔和諷刺在過去10多年於世界多個地方的政治傳播中愈來愈顯著。美國政治傳播學者花了不少精力研究Stephen Colbert和Jon Stewart的新聞諷刺式節目對民眾的影響。惡搞是大陸網絡政治傳播中最受關注的現象之一。在香港，《頭條新聞》一直是港台較受歡迎的電視節目。而在互聯網上，如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網民進行的集體電影海報再創作、YouTube上司徒夾帶和「學舌鳥」等創作人和團體，以及「墳場新聞」等社交媒體專頁，都代表着網絡政治戲謔文化在香港的急速發展。
政治戲謔和諷刺對受眾的政治認知和態度可以有什麼影響呢？如果參照外國的研究發現和討論，我們首先可以指出，政治戲謔和諷刺應有助使到更多人接觸和關注政治資訊。隨着新媒體的發展，人們正身處一個高選擇度的媒體環境中。今時今日，不用提到互聯網，如果你是一個足球迷瑝q影迷孆橧@迷而家裏又裝有收費電視服務，你可以整天只看足球比賽瑝q影孆橧@而不看任何其他東西。所以，一些學者認為，高選擇度的媒體環境加強了選擇性媒體使用（selective exposure）的現象，對時事感興趣的人可以日以繼夜地通過各種渠道追蹤新的新聞資訊，對時事不感興趣的人則可以完全躲開新聞資訊，結果是民眾之間的政治知識和參與鴻溝擴大。
在這背景下，政治戲謔和諷刺的重要性，就是它可以把本身對政治和社會事務不是太有興趣的人拉回到時事的世界之中，如一些平時不一定很關注時事的年輕人，一樣很可能會看過「華Dee」的《日日去鳩嗚》。資訊娛樂化有時為評論者詬病，但正正是娛樂化的內容，往往可以接觸到更多民眾。
網絡政治戲謔4種可能效應
較難以斷定的，是網絡政治戲謔內容會否對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籠統地說，筆者認為戲謔和諷刺的政治影響可以有至少四大可能性。第一是「得啖笑」，亦即是說政治戲謔和諷刺到最後其實不能改變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認知，因為大家只把它們視為一般娛樂內容看待，笑完就算，又或者一些對時事完全不了解的人們，可能在面對某些戲謔內容時根本「唔識笑」。第二種可能性是較為功能主義的觀點，幽默有助人管理自己的負面情緒，笑話可以令人消氣，所以網絡政治戲謔和諷刺可能成為社會安全閥，幫助社會消除怨氣，其總體效果不是令到人們對政治有更多和更大的批判，反而是有助社會穩定。
第三種可能性是人們對被戲謔和諷刺的政治人物有更負面的態度，但卻不是對政治制度更為批判。廣為流傳的戲謔內容多是集中在個人身上的。如農曆年間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被「麒麟」撞倒的一幕，就迅速成為眾多網絡戲謔內容的原材料，這種內容可能會強化本身已經不喜歡葉劉淑儀的市民的態度，但卻跟政策或政治制度拉不上關係。相對而言，最後一種可能性，是人們可以從對政治戲謔和諷刺內容的接收中發展出更廣義的政治批判，亦即是說政治戲謔和諷刺成為了實質政治批判的載體。
接觸政治戲謔與政治討論
以上談及的哪一種效應會在香港較多出現是一個未知數。在現實上，政治戲謔的效應會受很多因素左右，如內容的特徵、內容的傳播模式和流傳廣度，受眾的個人特徵，以及人們在看到一些政治戲謔內容後會進行什麼樣的思考和傳播行為。筆者在兩年前特首選舉期間就做過一個研究，分析大學生對戲謔候選人的網絡內容的接觸多少，與他們如何看待候選人及選舉制度本身有什麼關係（註）。筆者當時的假設是，接觸網絡政治戲謔內容本身不一定會使人們對制度有實質的批評，但如果人們在接觸網絡政治戲謔的同時多跟朋友討論政治，人們便有可能從集中於候選人個人的戲謔內容中發展出對制度的批判，因為人際討論本身會鼓勵人們對自己所接觸到的資訊作出詮釋和闡述，從而建構意義。
分析結果亦印證了研究假設。調查中詢問了受訪者是否同意「是次選舉中有大量的負面新聞，顯示了選舉制度的問題」以及「特首選舉是一個跟普通市民無關的小圈子選舉」兩個說法。分析結果是，在整體樣本中，大學生是否經常接觸網絡上戲謔唐英年及梁振英的內容，跟他們是否同意以上兩句句子沒有顯著的關係。但在較多跟別人討論政治和時事的大學生當中，是否經常接觸網絡上戲謔唐英年及梁振英的內容，跟是否同意兩句句子有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是說，只有在有討論政治的年輕人當中，才會出現「接觸政治戲謔內容愈多，對選舉制度批判度愈高」的現象。
當然，以上只是一個單一個案研究，但結果說明，從一方面看，政治戲謔沒有必然出現的政治效果，因為這些效果可以取決於人們的其他政治傳播行為。而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人們願意思考戲謔內容以及配合到其他政治傳播行為的時候，政治戲謔和諷刺的效果不會只是「得啖笑」。
註：
Lee, Francis L. F. （2014）. The impact of online user-generated satire on young people's political attitudes: Tes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knowledge and discussion. Telematics & Informatics, 31（3）, 397-409.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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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有很多類型，而在眾多類型中，戲謔和諷刺在過去10多年於世界多個地方的政治傳播中愈來愈顯著。美國政治傳播學者花了不少精力研究Stephen Colbert和Jon Stewart的新聞諷刺式節目對民眾的影響。惡搞是大陸網絡政治傳播中最受關注的現象之一。在香港，《頭條新聞》一直是港台較受歡迎的電視節目。而在互聯網上，如2012年特首選舉期間網民進行的集體電影海報再創作、YouTube上司徒夾帶和「學舌鳥」等創作人和團體，以及「墳場新聞」等社交媒體專頁，都代表着網絡政治戲謔文化在香港的急速發展。
政治戲謔和諷刺對受眾的政治認知和態度可以有什麼影響呢？如果參照外國的研究發現和討論，我們首先可以指出，政治戲謔和諷刺應有助使到更多人接觸和關注政治資訊。隨着新媒體的發展，人們正身處一個高選擇度的媒體環境中。今時今日，不用提到互聯網，如果你是一個足球迷瑝q影迷孆橧@迷而家裏又裝有收費電視服務，你可以整天只看足球比賽瑝q影孆橧@而不看任何其他東西。所以，一些學者認為，高選擇度的媒體環境加強了選擇性媒體使用（selective exposure）的現象，對時事感興趣的人可以日以繼夜地通過各種渠道追蹤新的新聞資訊，對時事不感興趣的人則可以完全躲開新聞資訊，結果是民眾之間的政治知識和參與鴻溝擴大。
在這背景下，政治戲謔和諷刺的重要性，就是它可以把本身對政治和社會事務不是太有興趣的人拉回到時事的世界之中，如一些平時不一定很關注時事的年輕人，一樣很可能會看過「華Dee」的《日日去鳩嗚》。資訊娛樂化有時為評論者詬病，但正正是娛樂化的內容，往往可以接觸到更多民眾。
網絡政治戲謔4種可能效應
較難以斷定的，是網絡政治戲謔內容會否對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籠統地說，筆者認為戲謔和諷刺的政治影響可以有至少四大可能性。第一是「得啖笑」，亦即是說政治戲謔和諷刺到最後其實不能改變人們的政治態度和認知，因為大家只把它們視為一般娛樂內容看待，笑完就算，又或者一些對時事完全不了解的人們，可能在面對某些戲謔內容時根本「唔識笑」。第二種可能性是較為功能主義的觀點，幽默有助人管理自己的負面情緒，笑話可以令人消氣，所以網絡政治戲謔和諷刺可能成為社會安全閥，幫助社會消除怨氣，其總體效果不是令到人們對政治有更多和更大的批判，反而是有助社會穩定。
第三種可能性是人們對被戲謔和諷刺的政治人物有更負面的態度，但卻不是對政治制度更為批判。廣為流傳的戲謔內容多是集中在個人身上的。如農曆年間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被「麒麟」撞倒的一幕，就迅速成為眾多網絡戲謔內容的原材料，這種內容可能會強化本身已經不喜歡葉劉淑儀的市民的態度，但卻跟政策或政治制度拉不上關係。相對而言，最後一種可能性，是人們可以從對政治戲謔和諷刺內容的接收中發展出更廣義的政治批判，亦即是說政治戲謔和諷刺成為了實質政治批判的載體。
接觸政治戲謔與政治討論
以上談及的哪一種效應會在香港較多出現是一個未知數。在現實上，政治戲謔的效應會受很多因素左右，如內容的特徵、內容的傳播模式和流傳廣度，受眾的個人特徵，以及人們在看到一些政治戲謔內容後會進行什麼樣的思考和傳播行為。筆者在兩年前特首選舉期間就做過一個研究，分析大學生對戲謔候選人的網絡內容的接觸多少，與他們如何看待候選人及選舉制度本身有什麼關係（註）。筆者當時的假設是，接觸網絡政治戲謔內容本身不一定會使人們對制度有實質的批評，但如果人們在接觸網絡政治戲謔的同時多跟朋友討論政治，人們便有可能從集中於候選人個人的戲謔內容中發展出對制度的批判，因為人際討論本身會鼓勵人們對自己所接觸到的資訊作出詮釋和闡述，從而建構意義。
分析結果亦印證了研究假設。調查中詢問了受訪者是否同意「是次選舉中有大量的負面新聞，顯示了選舉制度的問題」以及「特首選舉是一個跟普通市民無關的小圈子選舉」兩個說法。分析結果是，在整體樣本中，大學生是否經常接觸網絡上戲謔唐英年及梁振英的內容，跟他們是否同意以上兩句句子沒有顯著的關係。但在較多跟別人討論政治和時事的大學生當中，是否經常接觸網絡上戲謔唐英年及梁振英的內容，跟是否同意兩句句子有顯著的正相關。亦即是說，只有在有討論政治的年輕人當中，才會出現「接觸政治戲謔內容愈多，對選舉制度批判度愈高」的現象。
當然，以上只是一個單一個案研究，但結果說明，從一方面看，政治戲謔沒有必然出現的政治效果，因為這些效果可以取決於人們的其他政治傳播行為。而從另一方面看，如果人們願意思考戲謔內容以及配合到其他政治傳播行為的時候，政治戲謔和諷刺的效果不會只是「得啖笑」。
註：
Lee, Francis L. F. （2014）. The impact of online user-generated satire on young people's political attitudes: Test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knowledge and discussion. Telematics & Informatics, 31（3）, 39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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