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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社會學者呂大樂在〈社會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有這樣的觀察：「『佔領運動』結束後的一個奇怪現象，是出奇的寧靜。」（2015年2月6日）我很同意這個形容，不過卻不敢苟同這種沉默狀况的具體分析。我的感受，「出奇的寧靜」是一種心境的寧靜與共識的成立，是一種「該說的已說，該做的都已做」的諦觀。所謂「共識」，是參與過運動過後的人們所共享的一種諦觀。某網友（20代）回應說，「這就是香港人互相被運動連繫時，有種強烈的責任感以及對同伴的信任感。現在運動結束了，就把這些都一同帶走」。在這個時候，並不需要言語。
「出奇的寧靜」
與劇場的身體性
當然這可謂未進入「實實在在的政治」問題的描寫，好聽是文化道德運動，不好聽是逃避現實社會問題。而對大多數採取旁觀的沉默大多數而言，這裏所謂的香港人或者共識，當然並未包括他們在內。運動過後，所有參與者的共識已了然於心。而需要舊語言去嘗試理解這個變幻莫測、已經被駭掉、充滿碎片認識的現實感的世界，反而是錯過了這場運動的旁觀者。
對，在這個何謂「參與者」與「旁觀者」已經不可分的「觀客型」年代，站在一旁，不代表抽離與客觀。端視乎發言的時機、脈絡，沉默本身已經是一種意見，或者可以是一種最為不誠實的意見。這裏可借呂生告訴筆者一個貼切比喻來比較：對上一代經歷走難的人而言，見到前面人群聚集，避之則吉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但對任何曾經途經運動現場的人來說，單獨行動則反而最為危險。坐在山頂位置的朋友或電視機面前的家庭觀衆，並不代表可以更加抽離或者更加安全。相反，來自現場的共識，有點像演唱會現場，是透過身體而非言語而互相協調。
「觀客型」社會現實
的誕生
以「觀客」想像來分析社會作為一個劇場，所有運動再非由「演員」所擔正。事實上，擺在舞台上的各路「演員」，除了負責埋單，似乎是從一而終無人理會。這是一個「路人觀衆」竟然以為自己是「擔正做大牌演員（兼攝影）」的社會現實觀。而在網絡時代下，社交媒體帶來惡搞、情報搞亂、身分暴露、N次創作，這種多層的現實感，對那些以為自己在拍大電影的政府與大衆媒體而言，絕對是一個要面對所有人不受控、全程《爆肚風雲》的無限噩夢。
對所有「觀客=參與者」來說，「實實在在的政治」究竟有多實在，其實並不需要提醒，開槍當然會流血、死人，他們並非分不清虛幻與現實的精神病患，而是在多層現實感裏游走的「新類型人」。（日本精神分析醫生齋籐環論御宅族為何不是精神病的名著《戰鬥美少女精神分析》可作參考，有英譯）因為他們現實、機巧，在情報網絡協助下，才可呈液態狀地在都市劇場無限延伸。面對無限的變動，斷非以日常的社會可學概念可形容（這個時候情報工學、人類學、社會生物學的語言可能更派上用場）。
《飛鳥俠》
與「必要的沉默」
對的，在此可作比喻的是《飛鳥俠》式的、一種由智能手機所引爆的「擴張現實（augmented reality）」。對能適應這種變化莫測、多層現實感的「新類型人」來說，站在一旁的評論家、過於入戲的演員、破壞規則的劇場經理實屬搞笑。而胡亂使用道具、非專業的臨時演員則定被聲討。這是一個台下觀衆以為自己是演員，而且可能比台上自以為能控制舞台的人更專業。
去年暑假，在這場運動出現之前，有一位年度作家以《必要的沉默》為題演講，認為「令人擔心的是，在抗爭者的一方，語言的濫用也日漸成為常態。」對此奇文的冷靜回應，讀者自可看王偉雄先生〈此時有聲勝無聲——回應董啟章〉，但剛才網友（20代）則回了一句「那是學者，不是香港人。既然是學者，鑽牛角尖倒是很正常。因為都沒有瞓過身入去。」的評語，似乎更加貼切。
我想我能感受到香港文學被人離棄的原因（如果他們有發明過任何語言的話）。逃避政治與道德判斷不是罪名，而是他們的抽離殺死了自己的現實感、葬送了社會的語言。在該沉默的時候發聲，在該發聲的時候沉默。在這個現實被網絡擴張侵蝕、多層現實感的年代，所有專業觀客以為自己是演員的都市劇場，評論與分析、創作與批評，都不得不改變，而能正確面對這個擴張現實與政治景觀的文學者，有這一位：
「2015年了，夏愨道全部行車線早已通車，天橋沒有人，沒有帳篷，幾乎沒有雨傘革命的痕迹，只剩下車水馬龍的場景。可是，那一個夜，那一個人，還未成為過去式，閉上雙眼，腦海就會浮現不會磨滅的片段，盡力不去想，鼻子彷彿又會聞到那種永不消逝的氣味。」（向西村上春樹，2015年2月，〈都市異聞錄〉）
「出奇的寧靜」
與劇場的身體性
當然這可謂未進入「實實在在的政治」問題的描寫，好聽是文化道德運動，不好聽是逃避現實社會問題。而對大多數採取旁觀的沉默大多數而言，這裏所謂的香港人或者共識，當然並未包括他們在內。運動過後，所有參與者的共識已了然於心。而需要舊語言去嘗試理解這個變幻莫測、已經被駭掉、充滿碎片認識的現實感的世界，反而是錯過了這場運動的旁觀者。
對，在這個何謂「參與者」與「旁觀者」已經不可分的「觀客型」年代，站在一旁，不代表抽離與客觀。端視乎發言的時機、脈絡，沉默本身已經是一種意見，或者可以是一種最為不誠實的意見。這裏可借呂生告訴筆者一個貼切比喻來比較：對上一代經歷走難的人而言，見到前面人群聚集，避之則吉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但對任何曾經途經運動現場的人來說，單獨行動則反而最為危險。坐在山頂位置的朋友或電視機面前的家庭觀衆，並不代表可以更加抽離或者更加安全。相反，來自現場的共識，有點像演唱會現場，是透過身體而非言語而互相協調。
「觀客型」社會現實
的誕生
以「觀客」想像來分析社會作為一個劇場，所有運動再非由「演員」所擔正。事實上，擺在舞台上的各路「演員」，除了負責埋單，似乎是從一而終無人理會。這是一個「路人觀衆」竟然以為自己是「擔正做大牌演員（兼攝影）」的社會現實觀。而在網絡時代下，社交媒體帶來惡搞、情報搞亂、身分暴露、N次創作，這種多層的現實感，對那些以為自己在拍大電影的政府與大衆媒體而言，絕對是一個要面對所有人不受控、全程《爆肚風雲》的無限噩夢。
對所有「觀客=參與者」來說，「實實在在的政治」究竟有多實在，其實並不需要提醒，開槍當然會流血、死人，他們並非分不清虛幻與現實的精神病患，而是在多層現實感裏游走的「新類型人」。（日本精神分析醫生齋籐環論御宅族為何不是精神病的名著《戰鬥美少女精神分析》可作參考，有英譯）因為他們現實、機巧，在情報網絡協助下，才可呈液態狀地在都市劇場無限延伸。面對無限的變動，斷非以日常的社會可學概念可形容（這個時候情報工學、人類學、社會生物學的語言可能更派上用場）。
《飛鳥俠》
與「必要的沉默」
對的，在此可作比喻的是《飛鳥俠》式的、一種由智能手機所引爆的「擴張現實（augmented reality）」。對能適應這種變化莫測、多層現實感的「新類型人」來說，站在一旁的評論家、過於入戲的演員、破壞規則的劇場經理實屬搞笑。而胡亂使用道具、非專業的臨時演員則定被聲討。這是一個台下觀衆以為自己是演員，而且可能比台上自以為能控制舞台的人更專業。
去年暑假，在這場運動出現之前，有一位年度作家以《必要的沉默》為題演講，認為「令人擔心的是，在抗爭者的一方，語言的濫用也日漸成為常態。」對此奇文的冷靜回應，讀者自可看王偉雄先生〈此時有聲勝無聲——回應董啟章〉，但剛才網友（20代）則回了一句「那是學者，不是香港人。既然是學者，鑽牛角尖倒是很正常。因為都沒有瞓過身入去。」的評語，似乎更加貼切。
我想我能感受到香港文學被人離棄的原因（如果他們有發明過任何語言的話）。逃避政治與道德判斷不是罪名，而是他們的抽離殺死了自己的現實感、葬送了社會的語言。在該沉默的時候發聲，在該發聲的時候沉默。在這個現實被網絡擴張侵蝕、多層現實感的年代，所有專業觀客以為自己是演員的都市劇場，評論與分析、創作與批評，都不得不改變，而能正確面對這個擴張現實與政治景觀的文學者，有這一位：
「2015年了，夏愨道全部行車線早已通車，天橋沒有人，沒有帳篷，幾乎沒有雨傘革命的痕迹，只剩下車水馬龍的場景。可是，那一個夜，那一個人，還未成為過去式，閉上雙眼，腦海就會浮現不會磨滅的片段，盡力不去想，鼻子彷彿又會聞到那種永不消逝的氣味。」（向西村上春樹，2015年2月，〈都市異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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