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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近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由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香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
但是，如果我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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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由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香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
但是，如果我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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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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