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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這些日子以來，筆者在東京小住。其間正值日本戰地記者後藤健二成為「伊斯蘭國」的人質及最後慘遭斬首的震撼性新聞。
日本國內媒體自然是將焦點放在日本政府如何營救人質及對安倍政府危機管理的議論，而國際媒體除了着重報道「伊斯蘭國」對此事件處理的特徵外，也關注該事件對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影響。
其實，「後藤事件」對日本社會的衝擊也不應輕視。事實上該事件提供了日本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新事例，也成為學界與社會探討日本國民性的一個新契機。
筆者還留意到該事件引發了日本思想界悄悄興起的一場討論。這場討論的一個關鍵詞是「Peer pressure」，中文一般譯為「同儕壓力」。其實此概念的用法已經超越「同儕」、「同輩」，而擴大至「同胞」、「同一社會成員」的範圍。意指少數者承受與「主流」觀點相左的壓力，因此可能做出自我調整乃至放棄己見而去迎合主流的行為。
就「後藤事件」而言，Peer pressure意涵包含兩個截然不同的層面。
其一，在野黨及媒體輿論徹底追究安倍政府應對策略的真相與責任，可能被視為站在「伊斯蘭國」的一邊；其二，當媒體充滿對後藤健二多年來工作的肯定乃至頌揚之際，倘若你敢於逆輿論而上，提出質疑後藤人格、批評對後藤神格化的批評，你也要承受Peer pressure。
然而，輿論傾向與社會主流未必完全一致，很多時候真正左右方向的是「沉默的大多數」。
《讀賣新聞》剛發布的民調，顯示83%的日本受訪者認為「責任在於本人」。更弔詭的是，對無法成功營救人質的安倍政府的支持度反而升了5個百分點。
日本社會常被形容為集體意志明顯、社會同質性較強，其中的個人大多不願意逆主流而行，因為誰都知道這是一個「槍打出頭鳥」的社會。
重點是，「Peer pressure」是否在日本特別強烈，筆者要質疑的是：那我們所處的社會難道就不存在這樣的現象嗎？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日本國內媒體自然是將焦點放在日本政府如何營救人質及對安倍政府危機管理的議論，而國際媒體除了着重報道「伊斯蘭國」對此事件處理的特徵外，也關注該事件對安倍政府安保政策的影響。
其實，「後藤事件」對日本社會的衝擊也不應輕視。事實上該事件提供了日本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新事例，也成為學界與社會探討日本國民性的一個新契機。
筆者還留意到該事件引發了日本思想界悄悄興起的一場討論。這場討論的一個關鍵詞是「Peer pressure」，中文一般譯為「同儕壓力」。其實此概念的用法已經超越「同儕」、「同輩」，而擴大至「同胞」、「同一社會成員」的範圍。意指少數者承受與「主流」觀點相左的壓力，因此可能做出自我調整乃至放棄己見而去迎合主流的行為。
就「後藤事件」而言，Peer pressure意涵包含兩個截然不同的層面。
其一，在野黨及媒體輿論徹底追究安倍政府應對策略的真相與責任，可能被視為站在「伊斯蘭國」的一邊；其二，當媒體充滿對後藤健二多年來工作的肯定乃至頌揚之際，倘若你敢於逆輿論而上，提出質疑後藤人格、批評對後藤神格化的批評，你也要承受Peer pressure。
然而，輿論傾向與社會主流未必完全一致，很多時候真正左右方向的是「沉默的大多數」。
《讀賣新聞》剛發布的民調，顯示83%的日本受訪者認為「責任在於本人」。更弔詭的是，對無法成功營救人質的安倍政府的支持度反而升了5個百分點。
日本社會常被形容為集體意志明顯、社會同質性較強，其中的個人大多不願意逆主流而行，因為誰都知道這是一個「槍打出頭鳥」的社會。
重點是，「Peer pressure」是否在日本特別強烈，筆者要質疑的是：那我們所處的社會難道就不存在這樣的現象嗎？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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