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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佔領運動」所帶來的一種事前未有預見的效果，是香港社會（終於）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或者讀者會問：何出此言？自從香港在政治過渡時期引進了代議政制之後，整個環境不就是開始了政治化嗎？而到了九七之後，政治化的趨勢不是更加明顯嗎？那又怎會到了今天才要面對實實在在的政治呢？
我想說的是，從前香港的政治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差不多是完全隱蔽的，是倫敦與港府極高層之間的對話，連一些高級政務官亦未必知道背後的互動。舉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在1976年為香港準備了「規劃書」，並直接介入麥理浩撰寫《施政報告》的內容。又後來出現越南船民問題，為何香港要接受擔任收容港的角色，基本上也是倫敦的決定。某些來自宗主國的決定、要求，差不多完全不會演變為一個公開討論的政治議題，也因此而未有進一步引發出有組織地嘗試改變這種政治關係的行動。這一部分的政治是存在的，但沒有人將它放上桌面。必須強調，這樣說並不表示英國百分百完全支配香港，令它缺乏某程度的自主性；殖民統治中頗為微妙之處，是港督與倫敦的考慮、想法並不一定是一致的，而前者往往會想辦法化解來自遠方的要求、指示，有時陽奉陰違，有時轉移視線，總之搞出來的就是另一套。但香港能鑽出這樣的空間，又不等於宗主國沒有將意志強加於殖民地身上的能力（試想像一下當年英鎊貶值對港府財政的衝擊）。不過，這個部分是不見光的。
另一部分則很大程度上是公開的、相當透明的，同時也存在議價空間的。殖民政府在六七十年代自覺社會大眾對它既不信任，亦無信心，談什麼建立統治的正當性，是難上加難。它能做的是爭取民意支持，要回應民眾的訴求。於是它逐步搭建一個以公眾輿論為主體的政治場地，最早是一種差不多完全可控制的參與，而自引入代議政制之後，則整個環境便更為開放。不過，它的開放還是有個限度的：從港英年代到特區政府，香港政治並未有演化為一個百分百由民主選舉而決定權力分配和執政者輪替的局面。在這個範圍內的政治，主要還是一場輿論、民意的爭奪戰。九七後很多人覺得香港日趨政治化，但假如我們撇開種種口舌之爭、激動的表情、戲劇化的表達方式，則不難發覺所有的政治議題還只在於公眾議論的範圍之內，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手段與手法——游說、集體行動、博弈、談判等等——來爭取對方的讓步、妥協。很大程度上，那還只是一種玩壓力的政治。那是一個互動的「政治遊戲」，各方在出牌的同時，也準備好接收「第二最佳選擇」，或甚至只是「第三最佳」，亦會考慮。這種「壓力政治」的特點是虛張聲勢，鮮會將最後一張牌都放上桌上。簡單的說，那是一個不玩「攤牌」的「政治遊戲」。
泛民應反思為何讓年輕人當上前鋒
本來「佔領中環」也是這類「壓力政治」，旨不在於大規模，而是要感動沒有直接參與的一般市民。它愈是「手無寸鐵」、「捱打」（也不是真的打，而是被清場），愈有感召力。它的力量來自於虛，是「拋浪頭」，而不是「曬冷」。豈料旁邊的人卻來玩真的。北京決定要將這類思想與行動毁滅於萌芽時期，完全視之為對立面來看待，開動各種機器反擊之餘，還為免「打得更多夜又長」，以「8．31」決定來全面封閘。究竟使出8．31決定之後還有沒有談判空間，現在再作討論已無意思。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為何當時泛民未有認真思考對策，反而躲在運動的後面，讓年輕人當上前鋒。
當然，我完全明白，以當時（及現在）泛民的威望而言，他們是沒有能力去領導運動的；他們一來無心，二來無力。不過，他們可能沒有想過，由年輕人來打前鋒的後果，是「政治遊戲」的規則將會改變。而規則一經改變，則連泛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參與其中。
「佔領運動」結束後的一個奇怪現象，是出奇的寧靜。究竟運動應如何走下去？理論上應該是最熱的辯題，但結果大部分討論都缺乏針對性，講的統統是「政治正確」的虛詞。這似乎是這個運動的特點，很重視道德，會講很多遍要堅持下去，但卻很少談怎樣堅持？憑什麼來堅持？堅持做些什麼？大概也因為這一種特性，所以由年輕人來領導的運動，是「當真來玩」，將所有東西都放在桌面，而且聚焦於一點，堅持原則。這是「佔領運動」的強項：很有爆炸力，很有原則性，從一而終，勇往直前。但這強項也是它的最大弱點：只宜速戰速決，而不能應付持久戰（指的不是3個月、半年之類的鬥爭，而是一年復一年，3年之後可能又3年的長期運動）；只可直搗黃龍，而不能有攻有守；只會堅持自己的要求，而缺乏承擔討價還價的責任感。用這種方式來搞運動，不是不可以，而是它要求組織者有龐大的動員機器和動員力，令參與群眾覺得勝利在望，每次都以為是一場決戰。
以這種方式來發動運動，而最後以包圍政總慘敗收場來結束，其實是它本身發展的邏輯。它的邏輯是：不是成功，便是失敗。如果不將對手全面擊潰，那就準備犧牲好了。而如何善後，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很多人會說，它的意義在於覺醒，它是一場文化運動。但言下之意，是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它一無所有。而我們需要知道，這個一無所有並非平分春色，打和收場。在運動還未正式開始之前，北京已走到台前，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再而作出8•31決定。而經過一場運動之後，北京就不單止站在台前，而且會表現得更為主動，將原來較為含糊的安排，都納入一國的框架之內。而它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和角色，也勢將更為突出。以前未發生「佔領運動」，還可以玩「拋浪頭」，以大家都不敢打出「底牌」，而博弈一下，看誰在關鍵時刻「縮沙」。現在，「底牌」早已翻開，要搞對抗，就只得肉帛相見，拳拳到肉。
誰說「民主回歸」議題已無任何意義？
我想，年輕的社會運動領袖們都心中有數，知道若要以他們那種決一死戰的方式來令8•31決定消失，他們必須大大提升動員能力，組織一次較「佔領運動」大十倍八倍規模的群眾動員。否則，他們需要坐下來，想想一個還要走10年、20年、30年的民主運動，要怎樣做才會做好。
至於泛民，他們手上（除了事先張揚否決政改的那一張，可是由於早就宣之於口，那就不是新牌了）已經無牌可打。但偏偏在這個時候，他們表示想來一圈博弈。問題是：假如對家沒有興趣對賭，那就沒有博弈這回事了。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說，政治分為兩部分，現在已由舊有的模式轉為最實在的一種——不再講求花樣，也不介意不討好，反正它是一個威權政府，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由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民眾來決定。面對這個環境，泛民比年輕的社運領袖的處境更為尷尬。
如何從殘局中走出一條路來，要看大家怎樣理解如何在香港搞——可以是很漫長的——民主運動了。誰說「民主回歸」的議題已再無任何意義？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系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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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的是，從前香港的政治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差不多是完全隱蔽的，是倫敦與港府極高層之間的對話，連一些高級政務官亦未必知道背後的互動。舉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在1976年為香港準備了「規劃書」，並直接介入麥理浩撰寫《施政報告》的內容。又後來出現越南船民問題，為何香港要接受擔任收容港的角色，基本上也是倫敦的決定。某些來自宗主國的決定、要求，差不多完全不會演變為一個公開討論的政治議題，也因此而未有進一步引發出有組織地嘗試改變這種政治關係的行動。這一部分的政治是存在的，但沒有人將它放上桌面。必須強調，這樣說並不表示英國百分百完全支配香港，令它缺乏某程度的自主性；殖民統治中頗為微妙之處，是港督與倫敦的考慮、想法並不一定是一致的，而前者往往會想辦法化解來自遠方的要求、指示，有時陽奉陰違，有時轉移視線，總之搞出來的就是另一套。但香港能鑽出這樣的空間，又不等於宗主國沒有將意志強加於殖民地身上的能力（試想像一下當年英鎊貶值對港府財政的衝擊）。不過，這個部分是不見光的。
另一部分則很大程度上是公開的、相當透明的，同時也存在議價空間的。殖民政府在六七十年代自覺社會大眾對它既不信任，亦無信心，談什麼建立統治的正當性，是難上加難。它能做的是爭取民意支持，要回應民眾的訴求。於是它逐步搭建一個以公眾輿論為主體的政治場地，最早是一種差不多完全可控制的參與，而自引入代議政制之後，則整個環境便更為開放。不過，它的開放還是有個限度的：從港英年代到特區政府，香港政治並未有演化為一個百分百由民主選舉而決定權力分配和執政者輪替的局面。在這個範圍內的政治，主要還是一場輿論、民意的爭奪戰。九七後很多人覺得香港日趨政治化，但假如我們撇開種種口舌之爭、激動的表情、戲劇化的表達方式，則不難發覺所有的政治議題還只在於公眾議論的範圍之內，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手段與手法——游說、集體行動、博弈、談判等等——來爭取對方的讓步、妥協。很大程度上，那還只是一種玩壓力的政治。那是一個互動的「政治遊戲」，各方在出牌的同時，也準備好接收「第二最佳選擇」，或甚至只是「第三最佳」，亦會考慮。這種「壓力政治」的特點是虛張聲勢，鮮會將最後一張牌都放上桌上。簡單的說，那是一個不玩「攤牌」的「政治遊戲」。
泛民應反思為何讓年輕人當上前鋒
本來「佔領中環」也是這類「壓力政治」，旨不在於大規模，而是要感動沒有直接參與的一般市民。它愈是「手無寸鐵」、「捱打」（也不是真的打，而是被清場），愈有感召力。它的力量來自於虛，是「拋浪頭」，而不是「曬冷」。豈料旁邊的人卻來玩真的。北京決定要將這類思想與行動毁滅於萌芽時期，完全視之為對立面來看待，開動各種機器反擊之餘，還為免「打得更多夜又長」，以「8．31」決定來全面封閘。究竟使出8．31決定之後還有沒有談判空間，現在再作討論已無意思。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為何當時泛民未有認真思考對策，反而躲在運動的後面，讓年輕人當上前鋒。
當然，我完全明白，以當時（及現在）泛民的威望而言，他們是沒有能力去領導運動的；他們一來無心，二來無力。不過，他們可能沒有想過，由年輕人來打前鋒的後果，是「政治遊戲」的規則將會改變。而規則一經改變，則連泛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參與其中。
「佔領運動」結束後的一個奇怪現象，是出奇的寧靜。究竟運動應如何走下去？理論上應該是最熱的辯題，但結果大部分討論都缺乏針對性，講的統統是「政治正確」的虛詞。這似乎是這個運動的特點，很重視道德，會講很多遍要堅持下去，但卻很少談怎樣堅持？憑什麼來堅持？堅持做些什麼？大概也因為這一種特性，所以由年輕人來領導的運動，是「當真來玩」，將所有東西都放在桌面，而且聚焦於一點，堅持原則。這是「佔領運動」的強項：很有爆炸力，很有原則性，從一而終，勇往直前。但這強項也是它的最大弱點：只宜速戰速決，而不能應付持久戰（指的不是3個月、半年之類的鬥爭，而是一年復一年，3年之後可能又3年的長期運動）；只可直搗黃龍，而不能有攻有守；只會堅持自己的要求，而缺乏承擔討價還價的責任感。用這種方式來搞運動，不是不可以，而是它要求組織者有龐大的動員機器和動員力，令參與群眾覺得勝利在望，每次都以為是一場決戰。
以這種方式來發動運動，而最後以包圍政總慘敗收場來結束，其實是它本身發展的邏輯。它的邏輯是：不是成功，便是失敗。如果不將對手全面擊潰，那就準備犧牲好了。而如何善後，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很多人會說，它的意義在於覺醒，它是一場文化運動。但言下之意，是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它一無所有。而我們需要知道，這個一無所有並非平分春色，打和收場。在運動還未正式開始之前，北京已走到台前，先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再而作出8•31決定。而經過一場運動之後，北京就不單止站在台前，而且會表現得更為主動，將原來較為含糊的安排，都納入一國的框架之內。而它作為中央政府的地位和角色，也勢將更為突出。以前未發生「佔領運動」，還可以玩「拋浪頭」，以大家都不敢打出「底牌」，而博弈一下，看誰在關鍵時刻「縮沙」。現在，「底牌」早已翻開，要搞對抗，就只得肉帛相見，拳拳到肉。
誰說「民主回歸」議題已無任何意義？
我想，年輕的社會運動領袖們都心中有數，知道若要以他們那種決一死戰的方式來令8•31決定消失，他們必須大大提升動員能力，組織一次較「佔領運動」大十倍八倍規模的群眾動員。否則，他們需要坐下來，想想一個還要走10年、20年、30年的民主運動，要怎樣做才會做好。
至於泛民，他們手上（除了事先張揚否決政改的那一張，可是由於早就宣之於口，那就不是新牌了）已經無牌可打。但偏偏在這個時候，他們表示想來一圈博弈。問題是：假如對家沒有興趣對賭，那就沒有博弈這回事了。更重要的是，如上文所說，政治分為兩部分，現在已由舊有的模式轉為最實在的一種——不再講求花樣，也不介意不討好，反正它是一個威權政府，而它的正當性也不是由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民眾來決定。面對這個環境，泛民比年輕的社運領袖的處境更為尷尬。
如何從殘局中走出一條路來，要看大家怎樣理解如何在香港搞——可以是很漫長的——民主運動了。誰說「民主回歸」的議題已再無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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