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說公憤／文：林沛理

【明報專訊】「公憤」是新聞媒體的常用語：不管是襲擊《查理周刊》辦公室，以行刑方式槍殺10人的恐怖分子，還是施催淚彈驅小學生的肯尼亞警察；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引起公憤。於是，多虧了傳媒，公憤成為一個含義相當負面的用語，通常是用來形容嚴重罪行發生或重大錯失出現之後，公眾作出的反應。


政府對「公憤」的態度毫不含糊——視之為洪水猛獸，避之則吉。當中的邏輯不難理解。在一個開放、文明，重視人權與言論自由的社會，政府要有效管治與順利施政，就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故，公共行政和管理的工作總離不開影響、教育、諮詢和游說公眾。管理市民的關鍵就是不斷對他們進行耐心、有效的勸說（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public persuasion）。從這個角度看，矛頭指向政府或政府政策的公憤是公共行政和管理的大災難，意味政府勸說公眾的關鍵工作徹底失敗。


善加利用可扭轉乾坤

這樣看「公憤」不能說是錯，只是缺乏了解決問題的創新思維。公憤未必是政府能夠可以刻意製造出來的「期望結果」（desired outcome），但有改革雄心、要挑戰既得利益集團的管治者若能善加利用，卻可以溶化公眾的冷漠、戰勝他們的怯懦和消除他們的疑慮。這樣一來，改革的阻力就有機會變成改革的推動力，像苛政一樣猛於虎的現狀就有可能被推翻。


人在憤怒的時候，再冒險的事情都願意去做。所以，當人民真正憤怒——當他們的「anger」變成「disgust」——社會就會出現改革的契機。歷史上，義憤（moral outrage）和公憤 （public disgust）扭轉乾坤、改寫歷史的例子並不罕見。


美國歷史上最臭名昭彰的一場「獵巫行動」（witch-hunt）發生於上世紀50年代冷戰期間。行動的首領是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麥卡錫利用美國人的恐共和反共情緒製造公眾恐慌。他提出「赤色恐慌」（Red Scare），指許多共產主義者、蘇聯間諜和支持蘇聯的人，滲透聯邦政府內部和各行各業從事顛覆美國的陰謀活動。他以揪出潛伏在美國的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為名，對政敵、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見人士進行人身攻擊和政治迫害。無數人的事業就此完蛋，政圈中人、媒體工作者、知識分子甚至演藝界人士，人人自危。


美國本來就盛產惡霸，美國人看着麥卡錫仗勢欺人、橫行霸道，最初只是目瞪口呆，敢怒而不敢言；直至1954年5月，他們在電視上看到令他們無法再冷靜下去的一幕。在一場電視轉播的聽證會上，律師行老闆偉爾奇（Joseph Welch）為被誣蔑為共產黨員的年輕下屬作證。他當着攝影機直斥咄咄逼人的麥卡錫人性泯滅。「難道你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嗎？」（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他問。


這一問問出了美國人的良知和正義感。在輿論和民意一面倒反麥卡錫的情况下，參議院同年12月以大比數通過決議，譴責麥卡錫的所作所為「違反參議院的傳統」，「麥卡錫主義時代」正式告終。3年後，早已名譽掃地的麥卡錫死於急性肺炎。


由於新聞自由神聖不可侵犯，所以行使新聞自由的傳媒，即使再胡作非為，政府也管不了。這是很多管治者、領導人和政府高官的無奈。他們每天看着那幾份暢銷小報生安白造、指鹿為馬，卻碰也不敢碰它們。也許他們正在等待的，是一個公憤爆發的契機。


這不是癡心妄想。傳媒大亨梅鐸擁有的新聞集團旗下的《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是英國最暢銷的小報。在竊聽醜聞曝光之前，這份有168年歷史、發表過馬克吐溫和海明威文章的報紙，就像泰晤士河和大笨鐘那樣，是英國永恆風景的一部分。儘管它為了報道獨家新聞常常不擇手段，但求促銷往往穿鑿附會，但沒有人夠膽動它分毫。首相卡梅倫更視它為操縱民意的盟友，千方百計拉攏逢迎，唯恐不及。


濫用新聞自由的警世寓言

最後撥亂反正的是義憤填膺的英國平民百姓。當他們知道，《世界新聞報》的記者曾經僱用私家偵探竊聽一個被綁架殺害的13歲女孩的手提電話，他們真的憤怒了。在群眾的壓力下，卡梅倫表現了隨風轉向的政客本色。他指竊聽事件令人震驚和氣憤，並公開支持對《世界新聞報》展開獨立調查。之後蘇格蘭場和國會介入，接下來的發展眾所周知——曾經呼風喚雨，一篇報道可以毁掉一個人一生的《世界新聞報》不但灰飛煙滅，並且遺臭萬年，成為新聞自由被濫用的警世寓言。


林沛理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