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公憤」是新聞媒體的常用語:不管是襲擊《查理周刊》辦公室,以行刑方式槍殺10人的恐怖分子,還是施催淚彈驅小學生的肯尼亞警察;他們的所作所為都引起公憤。於是,多虧了傳媒,公憤成為一個含義相當負面的用語,通常是用來形容嚴重罪行發生或重大錯失出現之後,公眾作出的反應。
政府對「公憤」的態度毫不含糊——視之為洪水猛獸,避之則吉。當中的邏輯不難理解。在一個開放、文明,重視人權與言論自由的社會,政府要有效管治與順利施政,就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是故,公共行政和管理的工作總離不開影響、教育、諮詢和游說公眾。管理市民的關鍵就是不斷對他們進行耐心、有效的勸說(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public persuasion)。從這個角度看,矛頭指向政府或政府政策的公憤是公共行政和管理的大災難,意味政府勸說公眾的關鍵工作徹底失敗。
善加利用可扭轉乾坤
這樣看「公憤」不能說是錯,只是缺乏了解決問題的創新思維。公憤未必是政府能夠可以刻意製造出來的「期望結果」(desired outcome),但有改革雄心、要挑戰既得利益集團的管治者若能善加利用,卻可以溶化公眾的冷漠、戰勝他們的怯懦和消除他們的疑慮。這樣一來,改革的阻力就有機會變成改革的推動力,像苛政一樣猛於虎的現狀就有可能被推翻。
人在憤怒的時候,再冒險的事情都願意去做。所以,當人民真正憤怒——當他們的「anger」變成「disgust」——社會就會出現改革的契機。歷史上,義憤(moral outrage)和公憤 (public disgust)扭轉乾坤、改寫歷史的例子並不罕見。
美國歷史上最臭名昭彰的一場「獵巫行動」(witch-hunt)發生於上世紀50年代冷戰期間。行動的首領是威斯康辛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麥卡錫利用美國人的恐共和反共情緒製造公眾恐慌。他提出「赤色恐慌」(Red Scare),指許多共產主義者、蘇聯間諜和支持蘇聯的人,滲透聯邦政府內部和各行各業從事顛覆美國的陰謀活動。他以揪出潛伏在美國的共產黨員及其支持者為名,對政敵、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見人士進行人身攻擊和政治迫害。無數人的事業就此完蛋,政圈中人、媒體工作者、知識分子甚至演藝界人士,人人自危。
美國本來就盛產惡霸,美國人看着麥卡錫仗勢欺人、橫行霸道,最初只是目瞪口呆,敢怒而不敢言;直至1954年5月,他們在電視上看到令他們無法再冷靜下去的一幕。在一場電視轉播的聽證會上,律師行老闆偉爾奇(Joseph Welch)為被誣蔑為共產黨員的年輕下屬作證。他當着攝影機直斥咄咄逼人的麥卡錫人性泯滅。「難道你一點羞恥之心也沒有嗎?」(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他問。
這一問問出了美國人的良知和正義感。在輿論和民意一面倒反麥卡錫的情况下,參議院同年12月以大比數通過決議,譴責麥卡錫的所作所為「違反參議院的傳統」,「麥卡錫主義時代」正式告終。3年後,早已名譽掃地的麥卡錫死於急性肺炎。
由於新聞自由神聖不可侵犯,所以行使新聞自由的傳媒,即使再胡作非為,政府也管不了。這是很多管治者、領導人和政府高官的無奈。他們每天看着那幾份暢銷小報生安白造、指鹿為馬,卻碰也不敢碰它們。也許他們正在等待的,是一個公憤爆發的契機。
這不是癡心妄想。傳媒大亨梅鐸擁有的新聞集團旗下的《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是英國最暢銷的小報。在竊聽醜聞曝光之前,這份有168年歷史、發表過馬克吐溫和海明威文章的報紙,就像泰晤士河和大笨鐘那樣,是英國永恆風景的一部分。儘管它為了報道獨家新聞常常不擇手段,但求促銷往往穿鑿附會,但沒有人夠膽動它分毫。首相卡梅倫更視它為操縱民意的盟友,千方百計拉攏逢迎,唯恐不及。
濫用新聞自由的警世寓言
最後撥亂反正的是義憤填膺的英國平民百姓。當他們知道,《世界新聞報》的記者曾經僱用私家偵探竊聽一個被綁架殺害的13歲女孩的手提電話,他們真的憤怒了。在群眾的壓力下,卡梅倫表現了隨風轉向的政客本色。他指竊聽事件令人震驚和氣憤,並公開支持對《世界新聞報》展開獨立調查。之後蘇格蘭場和國會介入,接下來的發展眾所周知——曾經呼風喚雨,一篇報道可以毁掉一個人一生的《世界新聞報》不但灰飛煙滅,並且遺臭萬年,成為新聞自由被濫用的警世寓言。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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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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