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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政改第二輪諮詢終於啟動，但大家心知肚明，不管政府方案最終能否獲得通過，香港民主進程也不會有突破性的發展。而更令人憂慮的，是在這種情况下，特區的政治困局能在可見將來走出一條生路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
對於泛民來說，政改抗爭如何走下去，茫無頭緒。各種「不合作運動」並未取得廣泛迴響，顯得無以為繼。「後佔中」時期民主運動怎樣轉型，主導權在學生組織以至公民社會手中，泛民並沒有太大發言權。在「佔中」後期也可以清楚看到，在民意主流的務實主義和保守傾向下，所謂「行動升級」的空間在短期內也實在非常有限。而在過去1年間，建制力量也顯露出前所未見的動員能力，已完全有足以與泛民抗衡的組織技巧和實力，儘管當中的「民意」水分居多，但也令泛民再難把自己的主張輕易說成社會主流大眾共識。
但泛民最大的困難，是始終無法整理出一套強而有力的說法足以完全說服市民，無論從成果和抗爭策略上考慮，堅持「企硬」否決政府方案真的較「袋住先」好。這當然不是說我們要支持政府方案，港人也絕對清楚明白在人大議決的框架下，根本沒有可能會出現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選舉模式。但不容否認在為數不少的市民心中，對如何在拒絕妥協堅持理想後的政制原地踏步，和有篩選下的投票權中間如何取捨，猶豫未決。在感情上，港人對中央以泰山壓頂不理民情的態度去封殺普選，自然心存憤慨，要委曲求全去接受政府方案，當然心裏會很不舒服，而對那些嘗過催淚彈、在街頭作過持續抗爭的市民來說，這更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屈辱。但對很多對民主即使仍有期盼，卻相對務實來說，接受與反對政府方案更可能只是一種現實計算博弈思維。對這些群眾來說，原地踏步與篩選後的投票權同是下下之選。有人相信既然如此，來點理想堅持否決方案也無不可，反正損失有限。但也有人會認為雖然政府的方案大概只會是雞肋，但有票始終比無票好，至少還有一個參與機會。他們同意這種選舉對民主無甚益處，但也看不見「收貨」有何禍害。泛民的回應，是假如接受假普選方案，北京大有可能就以此為終極安排，香港民主便到此為止，含恨而終。相反，否決方案卻有助積聚民怨，令北京承受更大壓力，最終只能作出更大讓步。但在中央明言倘若今次否決政改，何年再議遙遙無期，而日後有機會再啟動五部曲還是會以今天的人大框架為基礎的前提下，很多人便有了不同的考量分析。有人會認為假如連佔中這個「政治核彈」也不足以動搖中央，又看不到泛民還可以怎樣動員更大民意，因而對以否決為抗爭手段成效半信半疑。有部分人甚至會認為「袋住先」有一個好處，是能令中港兩地的關係得以暫且緩和，在早已劍拔弩張的今天，這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沿這條思路去想的朋友，也大概會認為這種「軟功」也許會令中央稍為放心，可能會為日後政改創造更大空間。既然試過「企硬」、「佔中」也未見收效，作出策略調整也未嘗不可，值得一試。民主黨何俊仁提出否決政改後以辭職引發公投的奇怪舉措，也正好說明泛民大概心裏明白，這種觀點在社會上確實有一定市場，務實的港人絕對有可能會以這種「息事寧人」的態度，去面對政改抉擇。
政改失敗對中央來說恐怕沒大不了
說到最後，政府的方案能否取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歸根究柢是取決於中央還會釋出多少讓步空間。這當然也牽涉到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究竟北京是否還在意政改方案能否獲得通過。中央大概仍然樂見特區政制可以向前邁進一步，因為這就是原來定好的戲軌，北京也自然希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台自編自導的好戲還是可以繼續唱下去。雖然一國兩制大概已對台灣無甚吸引力，但北京官方口徑一直依然强調這是一個解決國際主權糾紛史無前例的「偉大構想」，是對人類社會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也自然不想承認失敗。而假如香港「民主」能在北京治下達成，更足以證明西方殖民統治者的假仁假義，自己才是真正寵愛港人、擁護人權的仁政明君。
但時移世易，今天的中國可能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一國兩制、對港政策的問題。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於1980年代，當時中國改革方興未艾，國家政經實力也尚處於後文革的恢復狀態。但今天中國國勢如日中天，早已超英趕美。足以令北京自豪的，不單是強勁的經濟實力，獨特的「中國模式」：專制政權配合巿場改革這種獨特的發展軌迹，也成為了國際專家探究擺脫貧困策略的主要參考，是當今理論界熱中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對北京來說，中國已走出一條舉世景仰但又合乎國情的成功道路，如今晉身了世界領導者的行列，對所謂爭取國際社會認同的渴求，已與1980年代的中下發展水平的中國，考慮已完全不一樣。現實國際政治也清楚反映，在「硬實力」支持下强國往往能把「道理」放在自己一邊。一國兩制是否成功推行、國際社會是否支持中國的對港政策，雖不至無關宏旨，但重要性顯然大不如前。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支持政改的言論清楚說明，利之所在，英方對北京「高度自治」、對港政策的評議，也可變得寬容退讓，言不由衷。在這種情况下，是否還要給予港人要求的那種符合國際標準但結果卻完全是難以預料的選舉模式，權衡考慮便不一樣了。更重要的，是北京也清楚明白，在人大定下的框架下設計出來的選舉模式，無論如何也無法滿足泛民支持者的要求，也絕對不能終止特區內的政治爭議，更遑論能藉政改通過去提高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既然如此，又何必對港人無理要求「一讓再讓」，令自己權威受損，甚或給予刻意給中國找麻煩的外國勢力創造空間？在這種情勢下，相信中央對政改問題再作退讓的可能性近乎零。根本性的提委會民主化改動、由民意主導提委會意向的提議，以至有可能令北京丟面的守尾門方案都不大可能會為中央接受。北京會做的，除了拋出一些全無吸引力的「讓步」（例如削減漁農界選委數目、引入青年界別），大概只會集中精力以威逼利誘、枱底交易手段去爭取關鍵4票。假如方案最終能順利過關，北京也樂見其成，相反政改以失敗告終，對她來說恐怕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須認真思考「後政改」路向
可以斷言，未來兩個月的政改諮詢，只會在一片冷漠下草草完場。政府心思早已放在如何處理最終方案表決時的亂局，而泛民只是盤算着屆時如何大鑼大鼓向支持者表明立場，說明自己如何堅定可信。但「後政改」的路向，才是泛民真正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堅持不合作運動、拖垮政府運作的策略如何能同時令更多人相信普選能改善特區管治？怎樣處理以爭取主流民意認同、繼續議會參與路線，和由堅持理想的少數前衛分子所主導的激烈抗爭運動的關係？當中是否真的存在共存的空間，抑或只能任擇其一？這些關鍵課題是泛民必須面對，而非簡單說幾句「堅定不移」、「沒有分裂的本錢」便足夠。這連串的難題，可以怎樣思考，下周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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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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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泛民來說，政改抗爭如何走下去，茫無頭緒。各種「不合作運動」並未取得廣泛迴響，顯得無以為繼。「後佔中」時期民主運動怎樣轉型，主導權在學生組織以至公民社會手中，泛民並沒有太大發言權。在「佔中」後期也可以清楚看到，在民意主流的務實主義和保守傾向下，所謂「行動升級」的空間在短期內也實在非常有限。而在過去1年間，建制力量也顯露出前所未見的動員能力，已完全有足以與泛民抗衡的組織技巧和實力，儘管當中的「民意」水分居多，但也令泛民再難把自己的主張輕易說成社會主流大眾共識。
但泛民最大的困難，是始終無法整理出一套強而有力的說法足以完全說服市民，無論從成果和抗爭策略上考慮，堅持「企硬」否決政府方案真的較「袋住先」好。這當然不是說我們要支持政府方案，港人也絕對清楚明白在人大議決的框架下，根本沒有可能會出現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選舉模式。但不容否認在為數不少的市民心中，對如何在拒絕妥協堅持理想後的政制原地踏步，和有篩選下的投票權中間如何取捨，猶豫未決。在感情上，港人對中央以泰山壓頂不理民情的態度去封殺普選，自然心存憤慨，要委曲求全去接受政府方案，當然心裏會很不舒服，而對那些嘗過催淚彈、在街頭作過持續抗爭的市民來說，這更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屈辱。但對很多對民主即使仍有期盼，卻相對務實來說，接受與反對政府方案更可能只是一種現實計算博弈思維。對這些群眾來說，原地踏步與篩選後的投票權同是下下之選。有人相信既然如此，來點理想堅持否決方案也無不可，反正損失有限。但也有人會認為雖然政府的方案大概只會是雞肋，但有票始終比無票好，至少還有一個參與機會。他們同意這種選舉對民主無甚益處，但也看不見「收貨」有何禍害。泛民的回應，是假如接受假普選方案，北京大有可能就以此為終極安排，香港民主便到此為止，含恨而終。相反，否決方案卻有助積聚民怨，令北京承受更大壓力，最終只能作出更大讓步。但在中央明言倘若今次否決政改，何年再議遙遙無期，而日後有機會再啟動五部曲還是會以今天的人大框架為基礎的前提下，很多人便有了不同的考量分析。有人會認為假如連佔中這個「政治核彈」也不足以動搖中央，又看不到泛民還可以怎樣動員更大民意，因而對以否決為抗爭手段成效半信半疑。有部分人甚至會認為「袋住先」有一個好處，是能令中港兩地的關係得以暫且緩和，在早已劍拔弩張的今天，這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沿這條思路去想的朋友，也大概會認為這種「軟功」也許會令中央稍為放心，可能會為日後政改創造更大空間。既然試過「企硬」、「佔中」也未見收效，作出策略調整也未嘗不可，值得一試。民主黨何俊仁提出否決政改後以辭職引發公投的奇怪舉措，也正好說明泛民大概心裏明白，這種觀點在社會上確實有一定市場，務實的港人絕對有可能會以這種「息事寧人」的態度，去面對政改抉擇。
政改失敗對中央來說恐怕沒大不了
說到最後，政府的方案能否取得更多的民意支持，歸根究柢是取決於中央還會釋出多少讓步空間。這當然也牽涉到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究竟北京是否還在意政改方案能否獲得通過。中央大概仍然樂見特區政制可以向前邁進一步，因為這就是原來定好的戲軌，北京也自然希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台自編自導的好戲還是可以繼續唱下去。雖然一國兩制大概已對台灣無甚吸引力，但北京官方口徑一直依然强調這是一個解決國際主權糾紛史無前例的「偉大構想」，是對人類社會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也自然不想承認失敗。而假如香港「民主」能在北京治下達成，更足以證明西方殖民統治者的假仁假義，自己才是真正寵愛港人、擁護人權的仁政明君。
但時移世易，今天的中國可能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一國兩制、對港政策的問題。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於1980年代，當時中國改革方興未艾，國家政經實力也尚處於後文革的恢復狀態。但今天中國國勢如日中天，早已超英趕美。足以令北京自豪的，不單是強勁的經濟實力，獨特的「中國模式」：專制政權配合巿場改革這種獨特的發展軌迹，也成為了國際專家探究擺脫貧困策略的主要參考，是當今理論界熱中探討的一個重要課題。對北京來說，中國已走出一條舉世景仰但又合乎國情的成功道路，如今晉身了世界領導者的行列，對所謂爭取國際社會認同的渴求，已與1980年代的中下發展水平的中國，考慮已完全不一樣。現實國際政治也清楚反映，在「硬實力」支持下强國往往能把「道理」放在自己一邊。一國兩制是否成功推行、國際社會是否支持中國的對港政策，雖不至無關宏旨，但重要性顯然大不如前。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支持政改的言論清楚說明，利之所在，英方對北京「高度自治」、對港政策的評議，也可變得寬容退讓，言不由衷。在這種情况下，是否還要給予港人要求的那種符合國際標準但結果卻完全是難以預料的選舉模式，權衡考慮便不一樣了。更重要的，是北京也清楚明白，在人大定下的框架下設計出來的選舉模式，無論如何也無法滿足泛民支持者的要求，也絕對不能終止特區內的政治爭議，更遑論能藉政改通過去提高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既然如此，又何必對港人無理要求「一讓再讓」，令自己權威受損，甚或給予刻意給中國找麻煩的外國勢力創造空間？在這種情勢下，相信中央對政改問題再作退讓的可能性近乎零。根本性的提委會民主化改動、由民意主導提委會意向的提議，以至有可能令北京丟面的守尾門方案都不大可能會為中央接受。北京會做的，除了拋出一些全無吸引力的「讓步」（例如削減漁農界選委數目、引入青年界別），大概只會集中精力以威逼利誘、枱底交易手段去爭取關鍵4票。假如方案最終能順利過關，北京也樂見其成，相反政改以失敗告終，對她來說恐怕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須認真思考「後政改」路向
可以斷言，未來兩個月的政改諮詢，只會在一片冷漠下草草完場。政府心思早已放在如何處理最終方案表決時的亂局，而泛民只是盤算着屆時如何大鑼大鼓向支持者表明立場，說明自己如何堅定可信。但「後政改」的路向，才是泛民真正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堅持不合作運動、拖垮政府運作的策略如何能同時令更多人相信普選能改善特區管治？怎樣處理以爭取主流民意認同、繼續議會參與路線，和由堅持理想的少數前衛分子所主導的激烈抗爭運動的關係？當中是否真的存在共存的空間，抑或只能任擇其一？這些關鍵課題是泛民必須面對，而非簡單說幾句「堅定不移」、「沒有分裂的本錢」便足夠。這連串的難題，可以怎樣思考，下周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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