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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當社會矛盾衝突瀕臨爆炸點的時候，理性、溫和、負責任的社會力量應該怎樣做？應該給攻勢的一方加裝制動器，而不是猛踩油門——除非我們期望發生破壞性極大的激進革命。這就是我連續發布4篇反對佔中文章（第1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其餘3篇發表在香港《明報》）的動機所在。我深知這個立場難免片面性，顯失公平，但在當時情勢之下卻是無奈之舉，「別無選擇」。現在衝突暫時告一段落，可以更客觀公正地檢視雙方的是非對錯，以期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了。
對比1989
問題雖然並沒有解決，對比1989學運的大流血，佔中的收場方式卻令人欣慰。學運方面沒有暴力對抗，最終還是採取了忍讓、「見好就收」、配合執法的立場，避免了大家最擔心的流血場面，這才真正是港人素質的體現！政府方面守住了法治底線，既沒有聽任香港的法治被破壞，也沒有動用法外暴力；更值得讚許的是，港府動用警力時沒有像美國警方那樣生硬粗暴（當然美國幾乎人人擁槍的國情也沒辦法令警察溫文爾雅），而是糅合了中華文明的彈性、靈活性，耐心等待清場的適當時機。有人指摘港府「軟弱」，那是不對的，法律不應該是僵死的教條，應該有適度的柔性——尤其是在面對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時候。
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但也不是萬應靈丹。當既有的政治體系不能滿足相當大一部分公民的政治社會訴求，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不得不以非法方式表達訴求時，一個法治社會最困難、也最危險的時刻就到來了。一方面，政府必須嚴格守法執法，這就意味着抗命公民必須面臨法律懲處，否則法治就將無存，危及每一個國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須認真考慮抗命公民的訴求，如果他們的訴求確實是正義的、正當的，政府有責任作出及時的合理回應，容納這些公民訴求。有些法律界人士甚至認為，此時的司法部門不妨考慮輕判（不是不判！），以示寬容（比如伯爾曼，見《法律與宗教》）。
無論如何，一個法治社會不能允許違法而不受懲處，哪怕違法者有天大的合理要求。這就是美國國務卿克里說公民不服從要「面對後果」的含義所在，而不是如某些佔中人士根本拒絕承認警方執法的正當性，似乎只要訴求正當，違法就可以不受懲處。須知人世間並無此等便宜事存在。
佔中和1989學運一樣，要自由民主，要政治改革，這毫無疑問是正義的。青年學生甘冒違法抗命的巨大風險，去關注國家命運、民族前途，這是我們民族多麼寶貴的精神資產！這些學子不是民族脊梁，誰是！倘若政府擁有應天順民的合法性，它即便不能對這種可貴精神熱情鼓勵，至少也應該小心呵護，然而，1989年的中共決策層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坦克輾壓、機槍橫掃對待！其結果，不但自己嚴重喪失合法性，更給整個中華民族和廣大中共黨員幹部造成不可挽回的精神創傷，造成理想破滅、信仰真空，物欲橫流、犬儒盛行，造成全民族性的文明低落和精神危機，中華民族由此成為一個連根拔起、喪魂失魄的野蠻部落。錢理群先生哀嘆北大學生現在一個個全都變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高智商、高知識、高技能，卻眼界低下、心胸狹隘，除了發財當官、過小日子別無一物，混同於庸衆，完全喪失了北大人應有的領袖群倫的精英素質；中國人發財致富了，如今已經可以走遍全世界，不幸，卻把中華民族的臉丟到了全世界——這些都是誰之過？衆多還保持着正義感的「紅二代」為他們先輩犧牲奉獻精神的失落痛心疾首，這又是誰之過？
1989之所以釀成巨禍，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當時的治國理念根本錯誤——它不是法治，是基於階級鬥爭「學說」的「敵我二分」，和所謂「人民民主專政」，與法治水火不容。就此，我在2010年6月1、2、3、4日連載於《明報》的萬字長文〈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中就曾詳述過，中共高層卻充耳不聞；去年5月間，我發表於《明報》的六四25周年的反思文章中又再次重複，現在終於有了結果，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極其重要、極其關鍵的高層決策，決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當然並非僅僅是對我的意見的反應，更是時勢使然）。此次佔中的和平、柔性處理，背後沒有中共高層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佔中人士應該對此有足夠的積極評價。
千萬不要以為，這個暫時讓人鬆一口氣的結果是「必然」會得到的！正如我在前幾篇文章中一再提醒的，中國體制內外改革派面對的極左新毛反動勢力至今仍然極為強大，他們一直在極力煽動不惜以暴力流血鎮壓香港佔中，一直在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西方反華勢力」的陰謀顛覆。事實上哪有什麼齊心一致、渾然一體的所謂「西方」？「西方」是個大雜燴，其中既有少數熱中於革命（「顛覆」）輸出的激進民粹民主派，更有如克里國務卿和總統奧巴馬這樣的負責任的理性主流派（奧巴馬在習奧中南海會見之後的記者會上明確表態：美國沒有支援香港佔中），極左新毛這種「集合名詞謬誤」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二分性哲學思維方法無可救藥的痼疾，「人民」、「階級」、「黨」、「先鋒隊」、「國家」、「西方」等等等等，無一不是人為虛構，這些理論垃圾卻早已淪為極左勢力肆意打擊進步人士的暴政工具——以新崛起的文革式「兩報一刊」《紅旗文稿》、《環球時報》和《解放軍報》為核心的極左反改革輿論工具，前不久剛剛公然鼓吹過階級鬥爭和專政，最近又對全中國的基督徒發起了惡毒攻擊，《環球時報》竟然指基督徒為「除普世價值和憲政之外，美國用來扳倒中國的第三種武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白紙黑字，寫明中國人有宗教信仰自由啊，怎麽一夜之間，基督徒全都入了「漢奸」和「敵對勢力」之流了？我們不能不看到，雖然壞蛋們一個個被抓了，混蛋們卻還在大肆煽陰風點鬼火；中共的「兩桿子」，槍桿子腐敗驚人，筆桿子糊塗透頂，習李改革還能指望誰呢？高層「腦梗塞」應當說頗有起色，中層和基層「腸梗阻」卻積重難返，局面實在令人憂心啊！
汲取經驗教訓
佔中提出的政治訴求並沒有得到滿足，治本之道仍然毫無眉目，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再爆炸。香港和內地，全中國的有識之士都應該絞盡腦汁、集思廣益，通過廣泛的理性探討和自由辯論，找到一條根本性的解決辦法。
本人的初步建議已經在前面的4篇文章裏提出過了，下面再多說幾句。
那位因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得大名的法蘭西斯•福山最近頻繁發聲，批評美國政治制度的缺失，認為美國憲法設計過分的權力制衡導致政府能力低落，他主張把美國的總統制往英國議會制的方向改革。無獨有偶，台灣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大敗之後，朱立倫提出的政改方案，也是主張台灣實行議會制。這些意見，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同樣道理，我認為香港問題要想獲得根本解決，議會制應該是上選。兩院制議會，下院議員由全體選民普選，上院議員由功能組別選舉；特首由下院多數黨領袖出任，經上院多數和全國人大同意。這就根本消除了什麼「特首普選」的無謂爭拗，並且合情、合理、合法，幾乎無可辯駁。香港原本就是英國殖民地，英式制度，議會制因利乘便，有什麼理由延續當前這種不倫不類的亂政？佔中人士有志於治港，就去組黨、競選、爭取議會多數，有什麼不好？
內地的政改也類似：一方面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進法治建設，重點是建立公正、獨立、透明、專業化的司法體系，和自下而上逐級遞進的黨內民主選舉；另一方面，選擇部分縣和縣級市做試點，推行議會制改革。在目前情勢下，中共毋須擔心不能獲得議會多數，由此得到立法權和行政權，那不就是「黨的領導」嗎？而且是合理合法的領導，不是自封的、未經合法程式授權的領導。同時，所謂「黨政分開」、「黨大還是法大」等等無謂的爭論也就迎刃而解了。一個執政黨和「政」怎麼可能分開？分開了還是執「政」黨嗎？議會多數黨行使立法權和行政權，是黨政合一，不是、也不可能是黨政分開；是經過合法授權的依法執政，是憲政、法治約束下的「領導」亦即老「大」，不存在什麼「黨大法大」的問題。
「縣治則天下治」，全國近2600個縣治理好，中國就基本天下大定了；即便出點亂子，也不至於釀成全局性動盪。國內有政治抱負的激進人士，也不必天天在網上罵街、「絕望」了，去投身於縣市政改麼，看看自己究竟幾斤幾両；也讓大家看看，除了破壞性批評，你們是不是還有其他本事。
我認為，這個「中間突破」的政改思路，應該是完全可行的。
只要我們真正「解放思想、勇於實踐」，善於汲取全人類的思想精神財富，把過時、陳腐，用遠離實際的哲學思辨構造的極左意識形態丟到一邊去，改用企業家式的實踐精神、工具理性、可行性可操作方案，循序漸進，分步驟一個一個解決具體問題，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難道就永遠找不到漸進改革的成功路徑？我不相信。
值此2015新年到來之際，謹以此文祝福香港，祝福中華！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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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1989
問題雖然並沒有解決，對比1989學運的大流血，佔中的收場方式卻令人欣慰。學運方面沒有暴力對抗，最終還是採取了忍讓、「見好就收」、配合執法的立場，避免了大家最擔心的流血場面，這才真正是港人素質的體現！政府方面守住了法治底線，既沒有聽任香港的法治被破壞，也沒有動用法外暴力；更值得讚許的是，港府動用警力時沒有像美國警方那樣生硬粗暴（當然美國幾乎人人擁槍的國情也沒辦法令警察溫文爾雅），而是糅合了中華文明的彈性、靈活性，耐心等待清場的適當時機。有人指摘港府「軟弱」，那是不對的，法律不應該是僵死的教條，應該有適度的柔性——尤其是在面對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時候。
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但也不是萬應靈丹。當既有的政治體系不能滿足相當大一部分公民的政治社會訴求，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不得不以非法方式表達訴求時，一個法治社會最困難、也最危險的時刻就到來了。一方面，政府必須嚴格守法執法，這就意味着抗命公民必須面臨法律懲處，否則法治就將無存，危及每一個國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須認真考慮抗命公民的訴求，如果他們的訴求確實是正義的、正當的，政府有責任作出及時的合理回應，容納這些公民訴求。有些法律界人士甚至認為，此時的司法部門不妨考慮輕判（不是不判！），以示寬容（比如伯爾曼，見《法律與宗教》）。
無論如何，一個法治社會不能允許違法而不受懲處，哪怕違法者有天大的合理要求。這就是美國國務卿克里說公民不服從要「面對後果」的含義所在，而不是如某些佔中人士根本拒絕承認警方執法的正當性，似乎只要訴求正當，違法就可以不受懲處。須知人世間並無此等便宜事存在。
佔中和1989學運一樣，要自由民主，要政治改革，這毫無疑問是正義的。青年學生甘冒違法抗命的巨大風險，去關注國家命運、民族前途，這是我們民族多麼寶貴的精神資產！這些學子不是民族脊梁，誰是！倘若政府擁有應天順民的合法性，它即便不能對這種可貴精神熱情鼓勵，至少也應該小心呵護，然而，1989年的中共決策層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坦克輾壓、機槍橫掃對待！其結果，不但自己嚴重喪失合法性，更給整個中華民族和廣大中共黨員幹部造成不可挽回的精神創傷，造成理想破滅、信仰真空，物欲橫流、犬儒盛行，造成全民族性的文明低落和精神危機，中華民族由此成為一個連根拔起、喪魂失魄的野蠻部落。錢理群先生哀嘆北大學生現在一個個全都變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高智商、高知識、高技能，卻眼界低下、心胸狹隘，除了發財當官、過小日子別無一物，混同於庸衆，完全喪失了北大人應有的領袖群倫的精英素質；中國人發財致富了，如今已經可以走遍全世界，不幸，卻把中華民族的臉丟到了全世界——這些都是誰之過？衆多還保持着正義感的「紅二代」為他們先輩犧牲奉獻精神的失落痛心疾首，這又是誰之過？
1989之所以釀成巨禍，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當時的治國理念根本錯誤——它不是法治，是基於階級鬥爭「學說」的「敵我二分」，和所謂「人民民主專政」，與法治水火不容。就此，我在2010年6月1、2、3、4日連載於《明報》的萬字長文〈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中就曾詳述過，中共高層卻充耳不聞；去年5月間，我發表於《明報》的六四25周年的反思文章中又再次重複，現在終於有了結果，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極其重要、極其關鍵的高層決策，決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當然並非僅僅是對我的意見的反應，更是時勢使然）。此次佔中的和平、柔性處理，背後沒有中共高層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佔中人士應該對此有足夠的積極評價。
千萬不要以為，這個暫時讓人鬆一口氣的結果是「必然」會得到的！正如我在前幾篇文章中一再提醒的，中國體制內外改革派面對的極左新毛反動勢力至今仍然極為強大，他們一直在極力煽動不惜以暴力流血鎮壓香港佔中，一直在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西方反華勢力」的陰謀顛覆。事實上哪有什麼齊心一致、渾然一體的所謂「西方」？「西方」是個大雜燴，其中既有少數熱中於革命（「顛覆」）輸出的激進民粹民主派，更有如克里國務卿和總統奧巴馬這樣的負責任的理性主流派（奧巴馬在習奧中南海會見之後的記者會上明確表態：美國沒有支援香港佔中），極左新毛這種「集合名詞謬誤」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二分性哲學思維方法無可救藥的痼疾，「人民」、「階級」、「黨」、「先鋒隊」、「國家」、「西方」等等等等，無一不是人為虛構，這些理論垃圾卻早已淪為極左勢力肆意打擊進步人士的暴政工具——以新崛起的文革式「兩報一刊」《紅旗文稿》、《環球時報》和《解放軍報》為核心的極左反改革輿論工具，前不久剛剛公然鼓吹過階級鬥爭和專政，最近又對全中國的基督徒發起了惡毒攻擊，《環球時報》竟然指基督徒為「除普世價值和憲政之外，美國用來扳倒中國的第三種武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白紙黑字，寫明中國人有宗教信仰自由啊，怎麽一夜之間，基督徒全都入了「漢奸」和「敵對勢力」之流了？我們不能不看到，雖然壞蛋們一個個被抓了，混蛋們卻還在大肆煽陰風點鬼火；中共的「兩桿子」，槍桿子腐敗驚人，筆桿子糊塗透頂，習李改革還能指望誰呢？高層「腦梗塞」應當說頗有起色，中層和基層「腸梗阻」卻積重難返，局面實在令人憂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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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提出的政治訴求並沒有得到滿足，治本之道仍然毫無眉目，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再爆炸。香港和內地，全中國的有識之士都應該絞盡腦汁、集思廣益，通過廣泛的理性探討和自由辯論，找到一條根本性的解決辦法。
本人的初步建議已經在前面的4篇文章裏提出過了，下面再多說幾句。
那位因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得大名的法蘭西斯•福山最近頻繁發聲，批評美國政治制度的缺失，認為美國憲法設計過分的權力制衡導致政府能力低落，他主張把美國的總統制往英國議會制的方向改革。無獨有偶，台灣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大敗之後，朱立倫提出的政改方案，也是主張台灣實行議會制。這些意見，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同樣道理，我認為香港問題要想獲得根本解決，議會制應該是上選。兩院制議會，下院議員由全體選民普選，上院議員由功能組別選舉；特首由下院多數黨領袖出任，經上院多數和全國人大同意。這就根本消除了什麼「特首普選」的無謂爭拗，並且合情、合理、合法，幾乎無可辯駁。香港原本就是英國殖民地，英式制度，議會制因利乘便，有什麼理由延續當前這種不倫不類的亂政？佔中人士有志於治港，就去組黨、競選、爭取議會多數，有什麼不好？
內地的政改也類似：一方面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進法治建設，重點是建立公正、獨立、透明、專業化的司法體系，和自下而上逐級遞進的黨內民主選舉；另一方面，選擇部分縣和縣級市做試點，推行議會制改革。在目前情勢下，中共毋須擔心不能獲得議會多數，由此得到立法權和行政權，那不就是「黨的領導」嗎？而且是合理合法的領導，不是自封的、未經合法程式授權的領導。同時，所謂「黨政分開」、「黨大還是法大」等等無謂的爭論也就迎刃而解了。一個執政黨和「政」怎麼可能分開？分開了還是執「政」黨嗎？議會多數黨行使立法權和行政權，是黨政合一，不是、也不可能是黨政分開；是經過合法授權的依法執政，是憲政、法治約束下的「領導」亦即老「大」，不存在什麼「黨大法大」的問題。
「縣治則天下治」，全國近2600個縣治理好，中國就基本天下大定了；即便出點亂子，也不至於釀成全局性動盪。國內有政治抱負的激進人士，也不必天天在網上罵街、「絕望」了，去投身於縣市政改麼，看看自己究竟幾斤幾両；也讓大家看看，除了破壞性批評，你們是不是還有其他本事。
我認為，這個「中間突破」的政改思路，應該是完全可行的。
只要我們真正「解放思想、勇於實踐」，善於汲取全人類的思想精神財富，把過時、陳腐，用遠離實際的哲學思辨構造的極左意識形態丟到一邊去，改用企業家式的實踐精神、工具理性、可行性可操作方案，循序漸進，分步驟一個一個解決具體問題，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難道就永遠找不到漸進改革的成功路徑？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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