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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大部分有關中國大陸的評論，都假定中國共產黨外強中乾，正處於內地群眾普遍不滿的刀口之上。但現實與此卻有相當大的出入。
不論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的經濟管理，中國大陸都已經遠勝其競爭對手——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在談論他的「三支箭」（貨幣寬鬆、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及增長戰略），但卻只有一支箭：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實際交到貨。結構性改革仍然無影無蹤，財政政策則被鷹派的財務省破壞了，後者將消費稅由5%提高至8%，令日本再度陷入不必要的經濟衰退。
貨幣及財政政策勝日本
相比之下，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推行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卻足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又嚴守紀律，避免過度刺激，像上屆政府般幾乎令經濟出軌。
在外交上，習近平表現不錯。今年初，有些自命權威的「專家」指出，俄羅斯總理普京在烏克蘭手上奪回克里米亞，在地緣政治上取得輝煌的戰績。但這個所謂「輝煌」，只不過是一個清醒和拿刀的惡霸在酒吧打贏了一個喝醉和手無寸鐵的對手。僅僅幾星期後，普京就急忙飛去北京，調低向中方供應天然氣的價格。相比之下，習近平卻設計出一套具體化的策略，透過大手筆投資在可以促進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耐心地在亞洲建立影響力。
照常理，這樣的政績可以獲得大多數領導人的讚賞。但為什麼有這麼多外國評論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好戰和破壞性的。這有兩大原因。
首先，習近平打的是一場持久戰，短時間內難以看到成績。因為外國人在中國的利益大多是在經濟方面的，所以西方分析員習慣性地將中國的改革狹隘地詮釋為經濟方面。但習近平的大志要崇高得多，他心目中的改革是涉及改造中國整套治理制度。
反貪腐重塑政制 習乃「獨裁改革者」
在接受這個前提之下，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反貪腐運動是作為重塑政治制度的決定性第一步，而不是黨內的權力鬥爭。作為一個「獨裁的改革者」，習近平借鑑了地區內的前例。已故的韓國獨裁者朴正熙以及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在執政初期，都曾經以反貪污運動來爭取民心。前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帶領韓國從裙帶資本主義發展為成功的新興經濟體。後者則在1980年代嚴格約束了國民黨的腐敗，為台灣的民主和高科技實力打下基礎。
這個觀點也解釋了財政改革為何是重中之重，因為透過外國商業媒體熱中報道的金融改革，可以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平衡。
習近平身為一個民族主義者，自然希望其經濟改革的受惠者主要是國內企業。因此，他並不是一名裙帶資本主義者，而只是一個普通的政治領袖。外國分析員習慣以外資公司可以獲得多少好處，來衡量中國的經濟發展，自然會覺得失望。
外國質疑基於相信中共執政脆弱
至於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外國人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質疑。這個缺乏合法性的假設，引致人們推測中共政權的脆弱和不穩定。
但實情是，中共政權絕不是那麼脆弱。中共政權是強大兼且愈來愈有自信的，亦缺乏有組織的反對派制衡。在管理經濟方面，它是勝任和務實的。無可否認，在回應社會對於各種問題（例如環境等）的壓力時，它的表現是不理想的。但透過研究和民意調查，它其實是相當消息靈通的。
中共是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更豐富的物資，以及維持一個高度秩序的社會（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民想做的事情都被允許進行，但組織反對政府的活動則例外），來獲得其執政的合法性。
就像任何大國一樣，中國亦有一些大問題，但中共政權絕不會被香港的「雨傘運動」或者黑龍江的教師罷課動搖。這就好比美國，雖然因為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射殺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引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但奧巴馬政府卻不會因此而倒台。
創造自己規則 中國走自己的路
簡而言之，中國是一個成功的威權式發展中國家。現時，它已經較為富足，足以開始自行制定規則，而不是僅僅接受其他國家設定的規則，這就是習近平的大計。大家需要接受這事實，但並非意味，中國推行專制沒有代價。只要中共政權堅持管制網絡信息，中國就永遠不能成為全球的科技領導者。只要中共政權繼續剝奪其國民的政治和公民權利（在其他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國家，這些權利是基本和理所當然的），中國就仍是一個文化沙漠，「軟實力」將受到制約。
這些都是真實的代價，而且還相當大。但中共的領導人已決定承受這些代價。若以為中共領導人會因為不遵從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到懲罰，是過於天真。
已故的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曾經用一句金句來形容美元：「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他的意思是，美國會根據自己的利益而將美元升值或貶值；若某些國家主動將自己的貨幣和美元掛鈎，就只能被動地因為美元的問題而擔驚受怕。
若借用這一金句，中國是它自己的國家，但卻是其他人的問題。中國會以它自己的方式繼續發展，其他人只能竭盡所能與她共處。
GaveKal Dragonomics 資深經濟師
[潘迪藍 國際視野]
不論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的經濟管理，中國大陸都已經遠勝其競爭對手——日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在談論他的「三支箭」（貨幣寬鬆、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及增長戰略），但卻只有一支箭：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實際交到貨。結構性改革仍然無影無蹤，財政政策則被鷹派的財務省破壞了，後者將消費稅由5%提高至8%，令日本再度陷入不必要的經濟衰退。
貨幣及財政政策勝日本
相比之下，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推行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卻足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又嚴守紀律，避免過度刺激，像上屆政府般幾乎令經濟出軌。
在外交上，習近平表現不錯。今年初，有些自命權威的「專家」指出，俄羅斯總理普京在烏克蘭手上奪回克里米亞，在地緣政治上取得輝煌的戰績。但這個所謂「輝煌」，只不過是一個清醒和拿刀的惡霸在酒吧打贏了一個喝醉和手無寸鐵的對手。僅僅幾星期後，普京就急忙飛去北京，調低向中方供應天然氣的價格。相比之下，習近平卻設計出一套具體化的策略，透過大手筆投資在可以促進貿易和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耐心地在亞洲建立影響力。
照常理，這樣的政績可以獲得大多數領導人的讚賞。但為什麼有這麼多外國評論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好戰和破壞性的。這有兩大原因。
首先，習近平打的是一場持久戰，短時間內難以看到成績。因為外國人在中國的利益大多是在經濟方面的，所以西方分析員習慣性地將中國的改革狹隘地詮釋為經濟方面。但習近平的大志要崇高得多，他心目中的改革是涉及改造中國整套治理制度。
反貪腐重塑政制 習乃「獨裁改革者」
在接受這個前提之下，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反貪腐運動是作為重塑政治制度的決定性第一步，而不是黨內的權力鬥爭。作為一個「獨裁的改革者」，習近平借鑑了地區內的前例。已故的韓國獨裁者朴正熙以及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在執政初期，都曾經以反貪污運動來爭取民心。前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帶領韓國從裙帶資本主義發展為成功的新興經濟體。後者則在1980年代嚴格約束了國民黨的腐敗，為台灣的民主和高科技實力打下基礎。
這個觀點也解釋了財政改革為何是重中之重，因為透過外國商業媒體熱中報道的金融改革，可以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平衡。
習近平身為一個民族主義者，自然希望其經濟改革的受惠者主要是國內企業。因此，他並不是一名裙帶資本主義者，而只是一個普通的政治領袖。外國分析員習慣以外資公司可以獲得多少好處，來衡量中國的經濟發展，自然會覺得失望。
外國質疑基於相信中共執政脆弱
至於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外國人對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質疑。這個缺乏合法性的假設，引致人們推測中共政權的脆弱和不穩定。
但實情是，中共政權絕不是那麼脆弱。中共政權是強大兼且愈來愈有自信的，亦缺乏有組織的反對派制衡。在管理經濟方面，它是勝任和務實的。無可否認，在回應社會對於各種問題（例如環境等）的壓力時，它的表現是不理想的。但透過研究和民意調查，它其實是相當消息靈通的。
中共是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更豐富的物資，以及維持一個高度秩序的社會（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民想做的事情都被允許進行，但組織反對政府的活動則例外），來獲得其執政的合法性。
就像任何大國一樣，中國亦有一些大問題，但中共政權絕不會被香港的「雨傘運動」或者黑龍江的教師罷課動搖。這就好比美國，雖然因為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射殺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官，引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但奧巴馬政府卻不會因此而倒台。
創造自己規則 中國走自己的路
簡而言之，中國是一個成功的威權式發展中國家。現時，它已經較為富足，足以開始自行制定規則，而不是僅僅接受其他國家設定的規則，這就是習近平的大計。大家需要接受這事實，但並非意味，中國推行專制沒有代價。只要中共政權堅持管制網絡信息，中國就永遠不能成為全球的科技領導者。只要中共政權繼續剝奪其國民的政治和公民權利（在其他中等收入或高收入國家，這些權利是基本和理所當然的），中國就仍是一個文化沙漠，「軟實力」將受到制約。
這些都是真實的代價，而且還相當大。但中共的領導人已決定承受這些代價。若以為中共領導人會因為不遵從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到懲罰，是過於天真。
已故的美國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曾經用一句金句來形容美元：「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他的意思是，美國會根據自己的利益而將美元升值或貶值；若某些國家主動將自己的貨幣和美元掛鈎，就只能被動地因為美元的問題而擔驚受怕。
若借用這一金句，中國是它自己的國家，但卻是其他人的問題。中國會以它自己的方式繼續發展，其他人只能竭盡所能與她共處。
GaveKal Dragonomics 資深經濟師
[潘迪藍 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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