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在英國殖民管治下的香港不是「借來的地方」，英國以殖民地主人身分管治香港的155年也不是「借來的時間」。澳洲記者休斯（Richard Hughes）1968年出版的《香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Hong Kong：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得到西方社會學術界和新聞界吹捧，跟它懂得不着痕迹地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文過飾非不無關係。「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也許沒有英國桂冠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謂的「白人的包袱」（The White Man's Burden）那麼大義凜然，但也沒有那麼令人義憤填膺；並且散發着淡淡的歷史哀愁，堪稱第一流的政治委婉詞。
內憂外患 少做少錯
是借來的也好，搶來的也好，英國在香港實施有效管治是不爭的事實。港英政府的豐功偉業包括興建公共房屋和集體運輸系統；採取穩健的理財哲學和積極不干預政策；成立廉政專員公署鞏固法治；逐步將香港建立為地區以至國際金融中心。凡此種種，都顯示了港英政府的魄力、視野和長遠策略。
諷刺的是，當香港不再是殖民地，而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長遠的思維、策略和政策反而變得稀罕。只注重短期效益的思維方式（short-termism）是九七回歸之後歷任特區政府頭頂上的一朵烏雲，揮之不去。箇中的情况十分複雜，但主因是特首缺乏認受性和特區政府長期處於弱勢。一個草木皆兵、動輒得咎，經常給傳媒找錯和揭瘡疤的政府日夜思考、憂心忡忡的不是社會的未來，而是自己的生存處境。對內，特區政府要招架泛民愈演愈烈的阻撓行為（obstructionism）。對外，特區政府要面對扮演攻擊犬角色的傳媒和愈來愈憤憤不平、難以管治的民眾。在內憂外患的情况下，上至特首和他的領導班子，下至中高級公務員，只管做好他們任內和份內的事情。其餘的事情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香港回歸17年以來，權力的更迭並不順暢：董建華在人心盡失下請辭，曾蔭權臨危受命，他的宏願是一般打工仔的心態——做好這份工。以黑馬姿態當選的梁振英，管治理念與曾蔭權南轅北轍。在如此缺乏周詳「繼承人計劃」（succession planning）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在制訂的時候缺乏長遠視野，在執行的時候缺乏延續性，完全可以想像。
更何况在很多有識之士的心目中，short-termism根本不是貶詞，這都是經濟學家奉若神明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惹的禍。凱恩斯看不起也受不了古典學派的不切實際和不食人間煙火，以為再複雜的問題也往往可以通過時間解決；因而調侃了一句：「長遠而言，我們都會作古。」（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凱恩斯說過不少金石良言，但就是這句話被引用得最多。這句話當然是無可辯駁，甚至不辯自明，卻未必可以為制訂政策的人提供有用的參考，更遑論指引。
時至今日，擁抱短期主義的還是大有人在，他們的影響力不容低估。2014年11月22日出版的一期《經濟學人》在社論中便振振有詞、鑿鑿有據地告訴讀者，一味強調長期效益與可持續性的人，通常只是用此來做藉口，為自己無法果斷地處理棘手問題找下台階（an excuse for failing to grasp the nettle）。它又指出，20年前面世的暢銷書《基業長春》（Built to Last）是管理學經典《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的姊妹作，作者柯林斯（Jim Collins）在書中向18家以實踐long-termism的方式經營的企業致敬；問題是在這18家企業當中，不少在今日只是艱苦經營、苟延殘喘，手機生產商摩托羅拉（Motorola）就是好例子。
政府習慣被動 似無危機感
這篇社論沒有提到谷歌和蘋果如何重視新產品的研究和開發，更沒有論及全球社會要為短期主義付出的代價。全球暖化導致的氣候異變日益嚴重，水災、旱災和風災頻仍；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保其領先的經濟優勢，不惜推翻《京都議定書》富國率先減排溫室氣體的承諾。這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短期主義的愚昧和醜陋。
在香港，政府已經習慣了以事後作出反應（reactive）的方式運作，而非以主動出擊、先發制人的方式未雨綢繆。香港是全球有數的長壽社會，人口正在急遽老化，但政府對於人口老化帶來的一籃子問題——從醫療到社會保障，生產力到社區設施——卻似乎毫無危機感，情况令人擔心。
林沛理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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